恋爱期间转账纠纷的案由选择不应一概而论，需要回归基础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进行判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界定。如果转账时双方明确存在借贷合意（如聊天记录中出现“借”“还”等字眼），选择民间借贷更为妥当；如果转账发生在谈婚论嫁阶段且金额较大，选择附条件赠与或婚约财产纠纷更为合适；而选择不当得利，则基本没有胜诉可能。

被告抗辩

被告必学：3 套抗辩思路，直接影响返还比例

作为收钱一方，抗辩不是 “死不承认”，也不以为抱着“谈恋爱花的钱、转的账，都是自愿的，分手了凭什么要还？”的想法，而是精准切割款项性质并进行针对性反驳、举证。

（1）核心抗辩：款项系小额转账汇总，属于“一般赠与”。依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转移之后不得随意撤销。

例如，转账发生在特殊日期（情人节、生日、纪念日等），转账金额具有特殊含（520、1314等），转账备注含有情感表达（“爱你”“宝贝”等）一般可以认定为情侣期间的一般性赠与，赠与完成后即不能撤销，主张返还。而原告如选择附条件赠与，其需证明相应赠与附有条件，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如杜某某诉任某（2024）粤 0309 民初 18381 号，深圳龙华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在2020年3月至2022年9月期间为情侣关系，原告主张其向被告转账款项为附结婚条件的赠与，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此达成合意，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转账款项属于情侣间的无偿赠与，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

法院普遍以“是否超出日常消费水平”作为区分一般赠与与附条件赠与的核心标准。但不同法院、不同案件中，具体的“分界线”有所不同。针对相应款项是否属于一般性赠与，金额大小是首要判断标准，并辅助结合当事人的收入水平判断。

如刘某、王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案【（2025）粤03民终19331号】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考虑到双方月收入在6000-8000元左右，本院以2000元界定大额转账，双方互相转账的带有爱意的特殊转账如5200元，超出各自经济承受能力，本院亦将该类型转账归纳为大额转账，即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朱佰盛诉胡林秀案（2020）粤0307民初35247号中，龙岗法院认定：“本院酌定以5000元为线进行划分，5000元以下的转账，是原告转账被告后，用于支出双方恋爱期间的共同开支，5000元以上的转账属于附条件的赠与。”

在邓某梅诉李某威案（2021）粤0306民初32437号中，宝安法院认为：“因借款发生时双方是情侣关系，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中原告分别于2020年5月15日通过支付宝转账500元、通过微信转账300元、于2020年6月1日通过微信转账600元，该三笔转账转款金额较小、且未备注为借款，符合恋爱期间日常开销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该1400元为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其他转款合计134000元，因转账金额较大，原、被告认识时间短且未同居，大额转账与普通情侣间日常开销情形不相符，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原告向被告转账系赠与，故在被告未提交有力证据予以抗辩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该134000元为借款，进而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该借款本金13400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

规律总结：金额越大，被认定为附条件赠与或借款的可能性越高；金额越小，被认定为一般赠与的可能性越高。具体分界线因案而异，但1000元至5000元是常见的判断区间。其次，对于收入水平不同的人员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毕竟同样的5000元转账，对于月入5万的人来说可能属于“日常消费”，但对于月入5000的人来说则明显属于“大额”。

（2）相应转账用于双方共同生效消费，主张抵扣。

被告通常需要提供租房合同（证明双方同居）、日常消费记录（餐饮、购物、旅游等）、水电、物业费缴纳记录、双方互有转账的记录（法院按 “净额” 认定）。

在刘某诉王某某（2025）粤 03 民终 19331 号中，在原被告转账净额 22 万时，二审法院改判，扣除深圳同居期间房租、水电、生活开支后，只判返还 12 万。其中判决内容：“考虑到双方自2023年3月至2024年4月在深圳同居生活，扣除包括房租、水电、交通、生活用品采购等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支出的费用后，本院酌定王某某向刘某返还120000元。”

韩某某诉吕某某（2025）粤 0306 民初 33221 号中，深圳宝安法院认为：“被告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偿还579610元，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向原告转账32.08元，合计已还款900410元，超出原告借款本金82万元。”（当然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主要可供借鉴的是法院对于双方的大额转账均推定为非赠与）

（3）抗辩不存在“借贷合意”的存在。如原告主张民间借贷，其通常需要举证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如双方从未签订借条、欠条，聊天记录中从未出现“借”“还”等字眼，转账时无任何关于还款的约定等情况，则可以抗辩并非民间借贷，进而抗辩相应转账为赠与。另外，如果转账时间久远（超过三年），可主张超过诉讼时效。

特殊问题

1.签订分手协议时，分手费将可能无法追回。

在李某、曹某予婚约财产纠纷案【（2023）粤0307民初13482号】中，法院认为：

“……“分手费”属自然之债，已经支付的不予返还，尚未支付的无需支付。案涉《分手协议》载明，李某在2023年1月3日至1月18日向曹某予转账的260万元人民币，李某基于“伤害”“自责”等进行的“赔偿”“赠与”，可见双方对于该260万元人民币的性质转化作出了明确意思表示，即由李某代曹某予支付的房贷款此时转化为双方分手时李某向曹某予的补偿款即俗称的分手费，显然该260万元人民币既非李某基于结婚目的而给予曹某予，亦非其他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且相关款项早已交付由曹某予占有，李某以款项性质属于彩礼为由主张返还，缺乏依据。”

因此，分手协议一旦签订，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便当事人此前是以附条件的赠与，但分手协议将该笔相应款项的性质，进而导致赠与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在签署分手协议前，应当充分评估其法律后果。

2.转账发生在“谈婚论嫁”阶段，还是仅仅在恋爱初期，对认定结果有重大影响。

在罗某诉张某案（2024）粤0306民初40293号中，宝安法院认定：

“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双方交往过程中，被告曾表达出‘一定要你回家’‘初心就是要你做我妻子’，表明原告之所以愿意向被告转款并承担各项费用，是希望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即相应的赠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而在杜某某诉任某案【（2024）粤0309民初18381号】中，原告转账行为的目的系恋爱期间对被告的示好，多数发生于2020年，2022年双方感情恶化时，原告才向被告微信信息表达“结婚为目的”。龙华法院认为：

“原、被告在2020年3月至2022年9月期间为情侣关系，原告主张其向被告转账款项为附结婚条件的赠与，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此达成合意，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转账款项属于情侣间的无偿赠与，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

3.事先未约定借贷、事后出具借条的情形：法院如何认定？

事后出具的借条/欠条具有较强证明力，法院通常倾向于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但需满足一定条件。如果能够证明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等情形，法院一般会尊重当事人的事后意思表示，认定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但如果借条的形成存在瑕疵（如无法证明系自愿出具、金额明显不合理等），法院仍可能按赠与合同处理。

在王天骄与方粤姚案（2020）粤0303民初3314号中，原告与被告系恋爱关系，双方存在频繁经济往来。分手后，双方在朋友见证下对账清算，被告当场出具欠条，确认欠原告8万元，约定于2019年5月1日还清。被告抗辩称欠条系在原告及其朋友强迫之下出具，应为无效。罗湖法院认为：原、被告通过结算之后，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双方构成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在许某某、王某某案（2023）粤0303民初24016号中，原告与被告恋爱期间存在大量转账。分手后，原告多次催款，在聊天记录中明确提到“打算什么时候还我这17万元”，被告回复“不好意思给你添堵了”。后原告再次催款，被告回复“有了会给你”。虽然本案没有出具书面欠条，但法院认为被告在催款过程中未对欠款金额提出异议，构成对债务的确认。

在朱佰盛与胡林秀案（2020）粤0307民初35247号中，原告与被告恋爱期间转账共计337000元。分手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确认欠原告304000元。原告以民间借贷起诉。

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转账，是原告基于对被告的积极追求及两人的恋爱关系，主动转账给被告，双方并未形成借贷的合意，因此，原告向被告转账的行为，应认定为赠与行为，而非借贷行为。对于原告主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认为原告向被告进行的大额转账，是预想到原被告双方今后婚姻可能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为了稳固双方恋爱关系，亦是为了促进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故此，本院认定原告对被告大额金钱赠与，属于“以结婚为条件”的附义务赠与，因最终两人未能缔结婚约，原告要求撤销赠与，符合法律规定。

结语

从目前司法判例来看，裁审机构对于恋爱期间转账纠纷的认定已经形成了相对清晰的裁判规则，但仍存在一定的个案差异。法院在认定转账性质时，会综合考量金额大小、特殊含义、聊天记录、谈婚论嫁阶段、双方经济状况、同居事实等多种因素。

从现有的案例来看，裁审机构在认定纠纷性质时，高度重视以下要素：转账金额是否超出日常消费水平；聊天记录中是否存在“借”“还”或“结婚”等关键表述；转账是否发生在谈婚论嫁阶段；双方是否存在同居事实及共同消费；原告是否主动剔除了特殊金额转账。

鉴于各地法院对于恋爱期间转账纠纷的认识不尽相同，裁判结果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建议相关当事人提前咨询专业人士，制定相对适当的诉讼或应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