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宁说法丨直播恋爱诱导打赏,刑事边界如何认定?

       被告人郑某、胡某伟以文化传媒公司为幌子，组建层级分明的诈骗团伙，联合直播平台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由总监、组长、主播、业务员构成，分工协作：业务员在社交软件冒充女性引流，组长假扮主播以话术骗取被害人信任并确立虚假恋爱关系，女主播配合直播、视频见面，以恋爱、亲人生病等理由，诱骗多名被害人在平台充值打赏，涉案金额共计188万余元，团伙成员按层级分赃，非法所得主要由郑某、胡某伟占有。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各被告人是否构成诈骗罪及犯罪数额认定。各被告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由前端人员引流、聊手冒充主播虚构恋爱关系、编造虚假事由，主播配合直播、视频见面，共同诱骗被害人充值打赏，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

法院依据平台数据、消费统计表、工资表及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按团伙、组长、主播各自对应打赏金额、参与时段认定犯罪数额；各被告人需对参与期间团伙全部诈骗行为担责，相关辩护意见因无证据佐证未被采纳。量刑时，法院综合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作用、参与金额及获利情况，依法作出判决。

这类直播情感诈骗，并非主播个人的随意行为，大多是不法团队系统化、流程化运作的敛财手段，套路环环相扣，极具迷惑性。

不法分子组建专门的直播运营团队，针对有恋爱交友需求的网络观众，量身打造虚假人设：要求主播统一虚构年龄、职业、个人经历，刻意隐瞒真实婚恋状况、性别甚至团队运营背景，刻意塑造“单身纯情”“渴望真挚爱情”的形象，精准博取观众信任。并通过直播间专属互动、私下暧昧聊天、日常嘘寒问暖等方式，一步步与观众建立所谓“恋爱关系”，给予奔现、相守的虚假承诺。在牢牢抓住观众情感后，便以冲直播榜单、完成平台任务、考验真心等各种理由，反复诱导观众打赏、发红包、私下转账。

受害观众往往深陷虚假恋爱陷阱，将打赏转账当作维系感情的必要付出，直至发现对方始终拒绝视频、拒绝见面、身份信息全为伪造，甚至被直接拉黑失联，才幡然醒悟遭遇诈骗，而此时大额财产损失往往已难以自行挽回。

实践中，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始终围绕打赏性质展开：主播及涉案团队常以“打赏是观众主动操作、自愿支付”为由，主张属于民事赠与，否认构成刑事犯罪。对此，安徽达宁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团队结合司法判例与实务经验，作出专业法律辨析。

民事赠与与诈骗犯罪，有着本质的法律区别，核心判断标准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处分财产，行为人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正常的民事赠与，是赠与人在完全知晓真实信息、无任何被欺骗的前提下，自愿、主动处分财产；而直播情感诈骗中的打赏、转账，完全是被害人基于主播虚构的身份、虚假的恋爱关系，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进而做出的财产处分行为。

换言之，若主播如实告知自身已婚、身份虚构、无真实恋爱意图等真相，被害人绝不会进行大额财产支出，这种“自愿”是被欺骗后的虚假自愿，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意思自治。

从犯罪构成来看，涉案主播及团队从一开始就虚构身份、无任何真实交往意图，以情感欺骗为手段，持续非法获取他人财产，所得款项用于分赃挥霍、无任何返还意愿，主观上具有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完全符合《刑法》中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绝非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实打实的刑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