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志凌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6年春季刊，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新要求。他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¹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²，对新时代人口工作做出顶层设计。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门列为一项重大任务，并首次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³
在这个顶层设计之下，单身青年找到心仪的伴侣、缔结良缘，无疑是逻辑上的第一步。然而，国家统计局202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根据全国家庭户口抽样调查，“一人户”的占比约为19.50%。⁴即使排除其中的独居老人，不愿或未能进入亲密关系的年轻人仍可谓数量庞大。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结婚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即便个别年份存在数据波动，总体趋势恐怕并未改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人口环境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有学者指出：“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健康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当前面临着低结婚率、低生育率等人口压力，亟待关注。”⁵笔者长期深耕婚恋情感咨询领域，在杭州从事公益相亲相关实践已有10年以上，为几百位单身青年提供过专业情感咨询，曾对136位单身青年进行了情感问题和情商水平问卷调查，并针对本课题深入访谈了76位单身男女。⁶通过深度访谈和扎根分析，⁷笔者初步归纳形成了一个单身青年婚恋价值体系。⁸本文拟对该价值体系加以阐述，探寻解决新时代婚恋难的逻辑起点、思想根源，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些许贡献。
一、 缔结婚恋关系的基础是价值平衡
缔结婚恋关系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单身青年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基于自己的固有认知去评价对方的“价值”。只有双方的评价结果达成平衡，婚恋关系才能形成，甚至于家庭的长久幸福也与此有关。⁹可见，通过厘清单身男女的认知和评价体系，继而“对症下药”，进行认知干预，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才成为可能。有时候，仅仅是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个价值体系的存在，就足以使其打破思维定式。
经过长期归纳总结和质性分析，笔者认为，相亲前，单身青年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社会、自我三个层面的认知影响；相亲中，他们所看重的价值，或者反过来说，即他们能为对方提供的价值，主要包括生育价值、社会价值和情绪价值三个维度；¹⁰相亲后，他们对于价值的评价又再次受到家庭、社会、自我三个方面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婚恋关系认知评价结构（见表1）。
在认知、价值、评价三个体系中，认知体系起潜在的基础性作用，评价体系则是一种延伸后的结果，而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价值体系。新的时代条件下，单身青年对价值的要求固然千差万别，但依旧有迹可循，存在相当程度的共通性。
一是生育价值。我们是一个“婚育捆绑”特征明显的国家，¹¹尽管作为一种趋势，生育率的下降显得十分突出，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在选择婚恋对象时仍然会关注生育价值。坚决不生育的人，在比例上终归是少数，更何况生物本能会在潜意识层面影响人的选择。
具体而言，注重生育价值的男性往往希望女方年龄在30周岁以下，以便孩子可以在最佳生育期出生；最多不能超过33周岁，避免生育孩子时超过35周岁，成为医学意义上的高龄产妇。女性对男方年龄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也与生育有关，因为男性的年龄同样会影响后代健康。相类似的因素还包括身高，无论在哪个时代，怕孩子太矮都是一个常见考量。如今的年轻人还会要求查看体检报告，提出做基因检测，甚至关注对方是否有父母早逝尤其是病逝的情况。
理论上讲，现代医学十分发达，很多生理上的生育桎梏都可以被打破；但在实际生活中，相关辅助手段需要耗费大量金钱、时间、精力，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单身青年几乎不可能“让步”，对于生育价值的要求普遍非常之高。研究显示，母亲最佳生育年龄是25—29岁。¹²所以女性一旦到了30周岁以上，相亲就会遭遇困境；接近35岁时，能见到的男性数量和质量都会断崖式下跌。
二是社会价值。对于学历、收入、婚史、家境、车、房等因素，女性的关注度普遍较高，¹³下面的例子就很典型。
样本1
女，32岁，独生女，本科学历，就职于某事业单位，从事行政工作，在杭州有房有车；父母曾在企业工作，有退休金。她要求男性年收入达到30万元以上，学历至少本科，最好是硕士，而且毕业院校为“一本”以上，最好是“双一流”；工作和收入稳定，并有持续上升趋势，最好不是互联网公司，以避免35岁被裁员；不接受男性有婚史，尤其不接受离异有孩子，因为这些都会带来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压力；家境方面，男方父母最好是双职工，都有退休金、医保和社保，农村家庭不予考虑，有弟弟妹妹在读书的也嫌负担太重，完全不在考虑范围。
客观地讲，婚姻确有现实的一面，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要求，正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迭代，而逐渐成为婚恋的必要条件。¹⁴尤其在大城市生活，房贷、车贷、下一代都是很大的压力，遑论对方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前一段婚姻中的孩子进一步“加压”。倘若生活质量受此制约，双方的情感关系更容易在琐碎烦恼中走向平淡。更有一种消极观念认为，如今离婚率颇高，与其追求虚幻的一生一世，不如现实条件来得实在。
然而在给予一定理解的同时，也应该指出，看似合理的单项要求组合到一起，就成了脱离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空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浙江省常住人口中，受教育情况达到研究生及以上者仅占0.84%。¹⁵如果还要限定在“双一流”建设高校，那么这个比例会降到0.14%这样的数量级。¹⁶这里甚至没有考虑这0.14%的人中，绝大多数要么已婚，要么年龄差距过大。如果继续叠加收入等条件，样本1自认为合理的要求就仅剩了理论上的可能。就算有缘遇见一两个，结合上文所说的生育价值，32岁的她在接受对方评价时，很可能也无法满足对方的条件。
三是情绪价值。近年来，无论男女都对此颇为关注，希望对方形象气质好、身材管理好、情商高、情绪稳定。由于婚姻的作用已经从“搭伙过日子”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转为追求生活品质，情绪价值成为现代婚姻家庭的刚需。¹⁷
具体来说，男性的一些传统诉求，例如对女性容貌、身材的要求，一直以来都是最常见甚至最重要的一条。即便越来越希望女方有健康的生活态度、不俗的思想内涵，与自己有共同语言，或者希望她有较高的情商和稳定的情绪，不要过于强势，不要经常发脾气，不要内耗，能够温和沟通，如此等等，不少男性似乎仍然摆脱不了“看脸”“看身材”的生物本能，能够发现内在美的人，依然不占多数。
而女性对男性的要求，也从过去相对简单的提供家庭物质基础，进阶到有清爽不油腻的外表和风趣幽默的谈吐，还要有共同话题、聊得来，不能有大男子主义倾向。尤其是大部分女性非常关注仪式感，不希望对方只是一个会上班、会做家务的“经济适用男”，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懂浪漫、有情趣，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¹⁸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也对男女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做好本职工作、拥有社会价值，以及年轻健康、拥有生育价值的同时，还要拥有美丽的外表和有趣的灵魂。
二、 婚恋关系价值需求的七种类型
对于婚恋价值体系中的生育价值、社会价值和情绪价值，个体偏好差别很大，对各个项目的需求程度也颇为不同。例如，有人非常关注相貌，对于其他价值一律可以放宽，只要颜值在线，就可以碾压其他维度；而这里的“碾压”，其实正是一种总体上的价值平衡。虽说各花入各眼，但从类型化分析的角度看，无非是三种价值的排列组合—“三者尤重其一”的有三种类型，“三选二”的有三种情况，最后则是“缺一不可”的第七种类型了，下面逐一加以考察。
三种价值中，单纯选择社会价值的，笔者称之为“物质型”。这个类型的典型特征是在感情问题上比较“现实”。
样本2
女，26岁，身高168厘米，大学毕业，形象气质很好。对男性的年龄要求很低，可以放宽到70后，对于身高形象亦没有任何要求；但是，男方资产必须在5000万元以上，年收入200万元起步。
女性单纯地要求物质丰厚，显然属于错误的“拜金”观念。但如果暂时抛开价值观不论，这种愿意在生育价值和情绪价值维度作出巨大让步、自己还能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的情况，理论上和实践中倒是能够与突出的社会价值要求形成平衡。当然，婚恋的目的不是形式上的婚姻，而是长久的幸福，拜金主义长远来看无疑是在为自己埋下隐患，因为朱颜辞镜终有时。¹⁹
单纯选择生育价值的，笔者称之为“血缘型”。这类人择偶目标非常清晰，就是传宗接代。²⁰作为一种抽象出来的类型，“血缘型”显然有些封建、保守，但对于延续生命的渴望和对于孩子的爱，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美好的，保持适度生育水平更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只不过，一些人走向了极端的方向，不关心物质条件，不在乎情感基础。
样本3
男，43岁，离异无子女，身高167厘米，收入中等，有房，但地段偏远。他对伴侣的长相、沟通能力、工作状况等各方面都没有太多要求，只要能生孩子，基本就心满意足。
如果只盯着年龄、身高和健康，那么可能传承了所谓好的基因，却很难传承一个和顺美满的家庭。尽管如此，从学理层面上看，假设出现比较纯粹“血缘型”案例，他的价值平衡同样不难达成，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需求，并愿意为之付出对价。辅助生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让这一类型有了更多选择。
单纯选择情绪价值的，笔者称之为“纯爱型”。这类单身群体相信“有情饮水饱，无情食饭饥”，对情绪价值的要求比较高，希望对方灵魂有趣、热爱生活，希望彼此聊得来，在感情中认识自己、不断成长，只要遇到知己，对于是否有婚史、孩子都可以毫不在意。换言之，光谱上的这一极很像人们口中的“纯爱战士”，在他们对情绪价值的情感需求面前，社会价值和生育价值不值一提。
样本4
男，44岁，电视导演，海外留学归国，有房有车，经济条件较好。他非常追求灵魂上的共鸣，希望找一个灵魂契合、能够有精神交流的伴侣，最终在选择面比较大情况下，与一位年龄比他大且离异有孩子的女性结为连理。女方形象气质尚可，但收入不高，还要抚养儿子，而且大概率不能再次生育，然而男方非常满意。
流沙之上，大厦必倾，“纯爱”不等于毫无物质基础，样本4就有殷实的经济条件作为后盾。而且灵魂伴侣可遇不可求，身边的“纯爱”案例未必没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单身青年更需要的可能是回归现实，接受妥协的选择，接纳平淡的生活。
以上三个样本都是笔者身边真实存在的，三种类型看似“极端”，却也不乏其人，²¹更重要的是鲜明地反映了婚恋价值体系此消彼长的平衡关系。当然，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综合型。
选择生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属于“传统型”。这是一种十分理性、现实的选择，要求对方年轻、身体好，可以保证后代的健康；相应放宽了对于形象气质和沟通交流的要求，认为生活就是过日子，不需要太多的激情和所谓的精神交流，只要大家是“合适”的人就足够了，不必怦然心动、非常喜欢，换言之，可以接受“合适但不喜欢”的人。²²同时不忽视物质条件，这样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和养育孩子提供保障。
选择生育价值和情绪价值的属于“浪漫型”。典型的情况是要求对方年轻貌美身材好或者高大帅气气质佳，同时还要活泼可爱会撒娇或者温柔体贴能哄人。相对应的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忽略经济条件，接受平凡人的生活。这类人愿意追随自己的本心，不太考虑现实问题，因而经常选择了“喜欢但不合适”的人，进而可能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
选择社会价值和情绪价值的属于“享受型”。这类人在婚恋中的主要需求是良好的生活品质和精神、情感上的共鸣，对于血缘的延续则不太在意，至少没有执念，而是“随缘”，有也可、无也可。由于与生育价值高度绑定的是年龄，所以“享受型”可以接受年龄相对偏大的伴侣。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对于生育的洒脱态度源于理性分析、自主选择，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因为片面信息误导而产生“恐育”“厌童”情绪，²³无法体验世界上最纯粹的舐犊之爱，就未免让人唏嘘了。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认知干预只是其中一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最不缺的就是说教。
选择两项价值，不等于两个单项1+1，而是任意一项都要比之前几个“单一型”的要求有所降低，否则就会变成虚幻的空想。与之相类似的是对生育、情绪、社会三种价值都要求很高的“完美型”。²⁴同时满足三种价值要求的异性，往往只存在于偶像剧中。纵使梦想照进现实，自己也得有足够高的价值去匹配才行。再退一步说，即便出于各种偶然因素而成功牵手—这种偶然性正是“完美型”单身男女坚持幻想的重要原因—由于对方从外貌到财富再到情商都出类拔萃，是现实中难得一见的完美伴侣，这段关系必然要面对非常多的竞争对手，存在非常大的破裂隐患。所谓完美并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之中，追求完美只会带来长久无法脱单的不完美。
三、 影响婚恋关系价值平衡的认知偏差
多样性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有利于代际传承，人们在婚恋价值体系中各自不同的倾向就应该得到保护和认可。而且假设男女双方都能准确评估自己和对方的婚恋价值，那么无论他们的选择多么小众，在基数足够大的情况下，理论上都能找到达成价值平衡的另一半。然而在笔者颇为丰富的婚恋介绍、情感辅导实践中，经常出现如下情况。
某单身女性在单身男性的评价体系中具有以下不足：（1）低生育价值，即年龄超过30周岁或35周岁；（2）低社会价值，表现为家境差，老家远，有弟弟（会分走家里的主要资源），学历低，收入低，无房无车，有贷款，乃至有婚史；（3）低情绪价值，表现为长相一般，个子过高或过矮，性格强势，脾气不好。但她要求对方：（1）高生育价值，即35周岁以下，或年龄相差5岁以内；（2）高社会价值，具体包括家境优越，本地独子，学历高，收入高，有房有车，无贷款，无婚史；（3）高情绪价值，具体包括相貌英俊，身材适中，高情商，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等等。
人们将这种情况戏称为“许愿式”相亲，其原因在于当事人对于婚恋价值平衡存在认知偏差，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不能准确认识对方的价值。在一定的时间维度内，社会意识具有超越经济基础的独立性，传统观念的影响既深且巨。时至今日，追求“向上”至少是“持平”的婚恋关系，仍然是大量单身女性自我设定的所谓底线。²⁵她们或许有一番自圆其说的解释，大意是“如果条件不如我，结婚反而会降低生活品质，不如单身”。但是问题在于，有此说辞的很多人并非真心接受长久单身乃至永远单身的状态，而是时常陷入纠结、怨天尤人。可见，并不是什么进步理念使她们得到解放，反而是传统观念的潜在影响束缚了她们。
样本5
女，34岁，公务员，形象气质较好。要求男性家庭资产2000万元以上或个人年收入100万元以上。在她心目中，这样的男性数量很多，相反如果年近不惑尚不能有此成就，则未免过于“失败”。然而，即使为她介绍了符合这一条件的男性，她也都觉得对方长相不够帅或者不是名校毕业。
此类认知问题使得很多自身条件比较优秀的单身女性无法找到匹配的对象，她们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了看似平等、合理的要求，却没有站在更高的视角，理性认识大城市适龄阶段女多男少、婚姻挤压的社会现状。²⁶可能是受到社交媒体误导，在样本5看来，高大英俊、家境富有、名校毕业、年入百万的男性应该并不少见，可以任由其挑选。但实际上，由于资源不均衡，她所认为的“普通男性”在整个城市中其实极为稀缺。更何况，由于婚姻挤压，女性自己的婚恋价值还会相应地有所下降。总之，单身女性需要对社会发展水平有起码的了解，准确判断对方在总体样本中的价值，把握和珍惜幸福的机会。
男性对女性婚恋价值的错误评估则主要集中于形象层面。在美颜功能的加持下，互联网上“美女”扎堆，大大提升了男性对于美貌的情绪阈值，误以为美女是“常见资源”，因而对女性形象的要求完全脱离现实。²⁷那些已经很漂亮的女性在他们眼中却非常普通。
样本6
男，38岁。他曾说：“老师您不要给我介绍太漂亮的女孩，我觉得像倪妮、周冬雨这样的‘普通女孩’就可以了，迪丽热巴、杨幂那样漂亮的，我‘驾驭’不了。”
暂且不论样本6所说的“驾驭”反映了多么封建落后的婚恋价值观，其对相貌水平的错误认知，就足以使其彻底丧失脱单机会。
二是不能准确认识自身的价值。很多提出不切实际要求的单身青年，真心以为自己并未好高骛远。笔者通过深入访谈发现，这直接源于他们对自己的优势无限放大、对自己的劣势视而不见。
很多单身女性不能直面自己的婚恋价值偏低这个事实。婚恋价值低源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些甚至是当事人无法左右的，它更多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主观过错”，全社会也应该不断向尊重人格平等的方向努力。然而，不得不正视的是，我们很难完全摆脱时代的限定，若想获得幸福，首先就要面对现实。
比如说，部分出身农村的单身女性将老家因男多女少而造成的一些情形照搬到城市中来，²⁸以为同样可以“一家女百家求”，即便离异带娃，都可以索要高额彩礼。她们甚至会理直气壮地反问：“在农村的普通女性尚且如此，我这样大学毕业、有车有房的高知白领，为何不能更进一步，嫁一个身家几千万的高富帅？”
样本7
女，36岁，出身农村，父母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商业保险，弟弟妹妹在读书，自身长相普通，性格强势，硕士研究生学历，年收入30万元，已在杭州买房。她认为：“‘看脸’的男性非常肤浅。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担当，嫌弃我家境不好、负担重的人太算计、不大度。我性格强势、脾气暴躁的特点是改变不了的，既然接受我，就应该接受我的一切。我的学历、收入和工作能力就是最高的价值。”
显然，样本7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男性心目中年龄偏大、生育价值低，家庭负担重、社会价值低，以及脾气不好、情绪价值低。她不是没有自己的优点，却超越价值平衡，想要找一位阳光帅气、让自己有心动感觉，而且收入颇丰、温柔体贴、有情趣、有仪式感的男性，这未免就会在脱单过程中遇到巨大困难。
又比如说，部分本地城市女性优越感过强，将城乡差异当成了唯一的参照系，认为农村出身的女性都能嫁入大城市，自己理应找到条件更好的男性。²⁹
样本8
女，38岁，形象气质较好，杭州本地人，“三本”院校毕业，在金融行业工作，年收入15万元，有房，父母是普通工人，自己不会做家务，工作能力一般。年轻时（20岁左右）曾交往过2位年入百万的高富帅，在单位里也经常接触高净值群体，因此对伴侣要求极高。
站在旁观者的视角，样本8条件尚可，但学历、能力、家境都比较一般；整体来看算优秀还是普通，或许见仁见智，各项条件却明显称不上“顶配”；年轻时形象比较好，因而有过非常优秀的前任，也因此无法接受所谓普通男性。问题是，她没有意识到，谁也抵抗不了自然规律，颜值是会“贬值”的。更麻烦的是，在一个“颜值即正义”的年代，她仍然可以接触到特别优秀的男性，但由于缺少内在魅力，生活上娇生惯养，不停要求对方制造浪漫，家里也没有能够助力男性的资源，所以基本只是被“短择”，而这又成了她自认为能够吸引优质男性的证据，强化了错误认知……
男性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偏差主要源于过度自信和过时观念，认为社会价值是唯一甚至至高无上的价值，感觉只要自己经济实力过关，就可以娶到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以自己为中心的妻子，获得很高的生育价值和情绪价值。
样本9
男，40岁，头发花白、比较显老，离异有孩子，孩子由前妻抚养，年收入50万元左右，有房有车。要求对方90后未婚，江浙沪独生女，本科以上学历，形象气质俱佳，工作稳定。
倘若时光倒退至二三十年乃至更久之前，样本9的幻想未必不能成真，因为彼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有限，外地女性想在陌生城市立足，有时的确会接受某种程度上“不平等”的婚姻关系。换言之，彼时，由于社会价值权重更大，年龄较大、形象一般、离异有孩子这些短板在价值平衡中的负面作用更容易被抵消。反观现阶段，很多女性早已具备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自己的车子和房子，即便对男性仍有经济上的要求，也绝不会放弃情绪价值，比如年轻帅气。³⁰自身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就不太愿意处理对方前妻、孩子这种消耗情绪、压力巨大的复杂关系。男性若还想照方抓药、用社会价值“兑换”对方的接纳，恐怕需要让自己的实力“转型升级”才行。
三是不能准确理解对方的价值需求。避免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几乎是每个人都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的人生准则。相亲、婚恋过程中，人们在评价对方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接受评价。而且价值原本就只在需求方那里才有意义，一个真正的独身主义者是无所谓婚恋价值的。因此，这一价值体系本质上要以异性为本位，若是不能准确理解对方需求，就很难实现价值平衡。
以女性的价值需求为例，任何模式的婚恋关系中都不乏个性化、情绪化选择，但若加以概要描述，则大约出现了如下显著变化：过去由于经济压力大、生活中体力劳动多，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对男性的依附性较强，于是男性的经济能力（社会价值）成为首要考量，形象、情商等情绪价值总体处于次要地位。如今女性经济独立，具备了要求情绪价值的话语权，价值认知发生了全新变化，不仅要求保持单身时的生活水平，甚至水涨船高，开始对男性的容颜相貌、身材管理、穿搭品位、仪式感、情商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³¹
可是，适龄男性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认知。家庭和社会对男性的期待仍然主要停留在财富、名誉等成就层面，甚至在很多男性的头脑中，“女性服从男性，男性接受崇拜”才是正常的男女关系。在社会观念进步到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之前，他们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进化、遗传层面的生物本能，还要看个人的三观。如果一个单身男性不能换位到女性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婚恋价值，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价值需求，例如不愿意主动、自觉地为女性提供情绪价值，双方的价值平衡就很难实现，反之亦然。³²
这种认知偏差之所以广泛存在，与青年男女原生家庭的养育方式不无关系。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普遍受到父母全方位保护，可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不必考虑他人感受；³³相亲时，自然就希望找一个可以包揽全部家务、花钱供养自己高品质生活，同时还能创造较高情绪价值的伴侣，以为只有这种畸轻畸重亲密关系才值得拥有，自己则是“家务做不了一点，委屈受不了一点”。当大家都想模仿原生家庭，就无法形成正常、健康的亲密关系，而是试图建立永恒的母婴关系，寻求不求回报的付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以至于婴儿式的照顾。然而现在，无论男女，其综合实力都比得上父母几十年的积累，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要求对方包揽家务、迁就情绪，显然脱离实际。³⁴
四是不能合理确定自己的价值需求。这种类型的重点不在于价值评估不准确（当然也可能如此），而是主观层面故意追求不平衡的婚恋关系，也就是忽视价值平衡的根本制约，寄希望于用低价值博取高价值，实现“高娶”或“高嫁”。³⁵
样本10
男，43岁，发量较少，形象一般，不善言辞，不懂穿搭，脾气暴躁；年收入15万元左右，家在小县城，尚有200万元房贷没有还清。要求女性30岁以下，颜值很高，身材苗条，有稳定工作，能承担大部分家务，还要有趣、聊得来。
样本11
女，31岁，颜值、身材尚可，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单位工作。要求男性35岁以下，身高180厘米以上，颜值气质俱佳，浙江省籍，独生子，毕业于名校，家庭资产5000万元以上或年收入100万元以上，并且能够为她提供较高的情绪价值。
上述二人自身条件未必很差，即使样本10，15万元的年薪也在全社会收入水平的平均线以上，但他们却提出了远超自身条件的高要求。阻碍存在这种认知偏差的人做出改变的是一种近乎自我安慰的观点：“别人不接受我的低价值，说明他们肤浅、功利、庸俗、物质；我去追逐别人的高价值，则是有上进心的表现。”
这种倾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农业社会，女性被牢牢绑定在家庭中，又没有财产继承权，由于起点太低，很容易形成“向上婚姻”。就算出身富裕家庭，也只是多了一些陪嫁，缺乏持续的经济能力。相比之下，即便配偶家境贫寒，他也可以外出谋生、获得长久的收入，而且可以继承家族财产。在受教育程度上，男强女弱也几乎是通行模式。当经济影响积淀成文化传统，“慕强”就成了女性本能的选择。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已超过男生。³⁶那么仅从这一项来说，如果女性全都要求男性学历超过自己，她们的选择就会急剧减少，学历上的男强女弱根本无法实现。经济条件等更重要的指标同样如此。讲得通俗一点：女性向上一看，根本没人可选。所以，在婚恋观方面必须重塑有关“平行婚姻”和“向下婚姻”的认知。
四、 余论
婚恋价值平衡看似浅显易懂，但大道至简、知易行难，尤其现如今，婚姻的功能正在被稀释或替代，在很多单身青年心目中，结婚生子已经不是人生的必选项，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幸福。³⁷他们宁可寻找“浅关系”的“搭子”，也要在婚恋问题上坚持宁缺毋滥—宁可单身，也好过找一个不靠谱的人来伤害自己。
样本12
女，32岁。她说：“对我而言，婚姻已经不再是解决生存问题的手段。现在不需要男耕女织，不需要男的扛煤气罐，女的烧饭、织毛衣才能维持生计。婚姻的大部分功能都可以社会化地解决，比如我不会做饭，可以叫外卖；不会装修房子，有装修公司；不会维修电路，有物业公司；不会开车，可以叫车。”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即便从人口战略的大视角出发，与样本12相类似的观点也需要受到尊重，因为一味地屏蔽、说教乃至干涉只会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单身青年在评估自身和对方价值时，受到了来自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错误影响。³⁸
比方说，由于目前适婚青年中独生子女较多，他们的婚恋问题极易成为全家人关注的焦点。有时候，相亲双方尚未见面，他（她）的照片和全部资料就被发到了大家族的微信群中，由全家族的人评价条件是否合适，经常只要有一位亲戚反对，相亲见面就会被取消。相处过程中，有人也会把各种琐碎的小矛盾交给全家大讨论，这对婚恋关系的“破坏力”极强，因为亲属的不满会放大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事的负面影响，而出主意的人一旦多了，就总有人不满。
朋友尤其是女性单身青年的闺蜜的评价，同样经常干扰当事人的认知。
样本13
女，27岁，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非常好的男性，但闺蜜反复对她说：“这个男的太帅了，条件又好，将来一定会把你甩了。”于是当事人被“劝退”。
样本14
女，31岁，与男友发生矛盾后，刚好赶上对方出差，没有及时哄她，她的家人、朋友就劝分手，认定这个男的不在乎她的感受，认为他应该推掉工作，不顾一切地来安慰她。当事双方以分手告终。
类似情况不胜枚举，例如女性选择了一位学历低于自己的男性，几乎必然有“朋友”打着“为你着想”的旗号，声称她“配得上更好的人”，制造“不同学历的人无法交流”等焦虑情绪，而实际上，将所谓“好”与学历挂钩，其实是一种不恰当的优越感和学历歧视。类似情况积少成多，会构成一种很大的社会压力，人们很难不屈从。
新媒体时代，这种干扰也在迭代，单身青年的深度思维能力弱化、鉴别信息能力下降，容易形成对事物的知觉偏差和刻板印象。³⁹比如时下相亲前后，很多人会在网上查询“MBTI人格类型测试”匹配情况，不少缘分莫名其妙地就被耽误了。网络舆论场上，一些所谓心理专家、情感博主为了博流量，会输出一些极端化观点，例如“女性绝对不能‘下嫁’”“不婚不育保平安”“使用卡通头像的男性都是渣男”。新闻报道中的婆媳矛盾、“鸡娃”压力也会加重人们对于婚育的排斥、焦虑和恐惧。⁴⁰另一个极端同样不可取，对于爱情浪漫美好的过度宣传会让单身男女以为平平淡淡的爱情不值得被珍视。
在上述认知状态下，找对象变成了一件既异想天开又过度焦虑的事情：大家都在期待无微不至、梦幻式的爱情和挥金如土、没有烦恼的婚姻；双方都不愿意迁就包容，只要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就直接分手……这些错误观念无不大大抬高了择偶标准和婚恋难度。
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⁴¹婚恋关乎人的幸福，对于“人口问题”冷冰冰的分析根本无法触及最深层的情感需求，真诚面对、真心付出可能才是永远的必杀技。这并不意味着无为而治、让单身青年凭本能寻找真爱；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教育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代青年在学习工作生活条件总体改善的同时，在成长成才、身心健康、就业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等方面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⁴²。他强调，“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⁴³。情感教育应该“抓早抓小”、不断增强系统性，避免错误认知占领阵地；要努力引导单身青年在婚恋价值体系中找到合理定位，增强其提供深层情绪价值的能力。⁴⁴实际上，提升形象和情商可能是穿越价值体系唯一可行的路径。只要男女双方可以形成基于价值共创的动态平衡，幸福美满并非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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