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视角丨婚恋中的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否强制履行?

刘某与罗某甲自2023年11月起确立恋爱关系后在罗某甲承租的房屋同居生活，2024年2月17日双方订亲仪式后在刘某处共同生活。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2024年5月17日双方举办了婚礼。2024年8月22日，原、被告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罗某甲自愿将价值14万余元的首饰及已给付刘某的27万元现金不附任何条件赠与刘某，归刘某个人所有，罗某甲不得主张任何权利。若协议签订后双方因故解除同居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罗某甲自愿再向刘某支付六十万元补偿款。

双方签署上述《协议书》后同居期间于2025年1月27日生育罗某乙。双方某出生后，被告多次要求原告签署的协议，包括：《解除同居关系某某协议》、《分管账户管理细则》等等。2025年5月份起，因双方相互怀疑对方出轨而分居。

刘某起诉至法院，以2024年8月2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要求被告支付补偿款60万元。

法院认为，本案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主要争议焦点为：1、2024年8月2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2、原告依据该《协议书》的约定要求被告支付补偿款600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应予支持。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24年8月22日双方签订的案涉《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本案原、被告经恋爱到同居，双方父母为其二人举办订亲仪式，男方给付女方彩礼，双方并举办婚礼，双方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据双方签订的案涉《协议书》的内容主要是约定男方给付女方的彩礼约定为不附任何条件赠与，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女方主张返还；若协议签订后双方因故解除同居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男方再向女方支付六十万元补偿款。案涉《协议书》的性质系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适用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定。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将彩礼约定为不符任何条件的赠与，系对彩礼性质的否定，约定的不得解除同居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系限制双方分居及婚姻自由的条款，现双方对于无法共同生活而分居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双方解除同居关系并非一方的责任，该协议是系身份为前提的，基于双方忠诚协议的身份性，虽以合同形式存在，但是基于双方身份关系而发生，不属于合同编意义上的合同，故不宜纳入合同编财产关系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案涉《协议书》系法律提倡的双方忠诚协议，实质属于情感道德范畴，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现原告依据该协议要求被告承担支付600000元补偿款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强制予以履行，是否履行交付补偿款600000元全凭当事人自愿，如果当事人依据该协议已履行交付补偿款义务而反悔的不应支持。故双方虽签订了案涉协议书，但该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诚信自愿履行基础之上，不具有合同法上的法律约束力，故不能通过法律强制手段予以解决。法院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

忠诚协议的初衷往往是维护感情稳定，但法律对其效力的认定有严格边界。婚姻家庭关系的核心是信任与责任，而非单纯依赖协议约束。签订相关协议前，需充分了解法律规定，避免约定无效条款导致权益受损。

通过本文案例，双方签订的忠诚协议效力问题成为争议焦点。影响此类协议效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约定，必然无效。例如，出轨就要自残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承诺当然是无效的；二是对于禁止离婚或离婚后再婚的约定，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对此条款的约定也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