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虹》中，厄秀拉的故事远未结束。她或许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躲进婚姻中，借以排斥广泛的社会生活。对厄秀拉而言，其实也是对作家劳伦斯而言，万事万物均应是相互贯通，具有一以贯之的特性：宗教、社会、文化、一个人的使命感，乃至最亲密的个人关系，概莫能外。

厄秀拉在小说结尾处所看见的彩虹只不过是一个希望的信号，但它并不能告诉她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位外省姑娘或许并不能解决生活与精神方面的种种难题。然而，任由这些难题搁置而无人问津，或许也令她难以释怀。

因此，劳伦斯创作了《恋爱中的女人》，决意由自己来解决这些难题。在这部小说中，厄秀拉被描绘成一个能思善辩的门徒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劳伦斯倾注了自己对人生难题的痛苦思索。她不仅是一名富于同情心的学生，而且聪颖过人，发现了老师的苦思冥想和固执己见。通过伯金与厄秀拉之间的关系，劳伦斯想象一位生机勃勃、善思好问的年轻女性怎样凸现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很多时间，她与这些思想格格不入。然而，正如伯金一样，劳伦斯无意让厄秀拉占上风。甚至在小说结尾处，她仍确信不疑地认为伯金对“两种爱”的欲望（与一个男人，同时和一个女人“永久结合”）是“一种固执、一种理念，一种变态”。

而这一点恰恰说明，劳伦斯无法接受别人认为他自己对两种爱的欲求是一种变态。同样地，他发现不可能向妻子弗里达解释自己为何难以满足与她的关系。他也会发现要向自己的前任未婚妻解释更是难比登天，而厄秀拉的原型大部分是建立在这位未婚妻身上的。「劳伦斯总是经历着这种困境，其原因则是他虽敢于冲破思想的樊篱，却无法解释自己的种种奇思异想」。不过，关键在于厄秀拉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一个生命的全部自然形式的维护者。在我们看来，她对伯金欲望中某种颓废的过分计较或许不完全对，但她与颓废针锋相对，维护健康的努力无疑是其本性所致。

而且，她还能感受到生活周遭的颓废，同时洞悉“西方的堕落”。她的行为听起来似乎太过高大宏伟，但我们不应忘记厄秀拉一生都在辨析并拒斥这种堕落。这种堕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她父亲的怀旧情绪中，以及她母亲漫不经心的退缩里。同时，在教育制度、民族主义伦理观、远离快乐的犬儒主义、科学物质主义的发展以及教堂的各种弊端中都有所表现。

厄秀拉的妹妹古德伦则成为劳伦斯思想探索的另一焦点。当然，她对西方的堕落所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古德伦而言，这种堕落具有特点的吸引力，因为它弥漫着一种土崩瓦解和腐朽衰败的特异气味。通过伯金之口，劳伦斯将厄秀拉和古德伦姊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别叫做“合成性创造”（Synthetic creation）和 “毁灭性创造”（Destructive creation）。这种思想恰与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尼采契合。在尼采那里，前者是“健康”，而后者则是“颓废”。

但是，恰恰是在这里，劳伦斯的哲学思想戛然而止。他并未进一步引发阐述，从而留给人们一团谜云。不过，笔者认为，尼采清晰地洞悉了这些问题，其思想正与劳伦斯暗合。首先，必须认识到健康与颓废并非相互孤立、相互排斥的绝对存在。相反，尼采认为自己是健康与颓废综合体。他曾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清楚地说明自己的颓废蕴藏在长期的病态体验与肉体病痛中。但这恰恰给他提供了便利条件去研究思索生机与健康的态度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得以了解典型的颓废者的内心感受，以及筑成这种感受的基础。

只有这位病痛缠身的尼采才能细致地体会到那些有害于生命的价值观是如何在体内升腾形成的。这些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与价值观。它们曾经公开贬抑生命的价值，现在更是处心积虑地试图“提升”人类的生命。在尼采看来，这种“提升与改良”的欲望归根究底是对个体生命中堕落与颓废的拒绝。人常常建立起这样两个等式：善＝健康、和谐与合作；恶＝痛苦、纷争与敌视。布上述价值体系的终极目标便是将第二个等式从全部人类事物中消除。

然而，这种貌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恰恰是颓废的生活方式。其原因在于，只有颓废者才会梦想“完美（圆满）”。这是一种虚伪的生活。任何生命体都注定是矛盾体。因此，公开无视这些矛盾本质的生活取向无疑是最显著的一种颓废形式。我们应该不会忘记，波德莱尔那些摄迫人心的诗歌旨趣都在表现种种矛盾的聚合；性与孤独，性与天堂，性与“纯洁”，简而言之，性与死亡。早期基督徒和众多中世纪人实际都钟爱病态胜过健康。因为，健康与生命有太多纠缠，具有此种秉性之生命体难以成为升入天堂之候选人。虚弱者却确证无疑地在步入来世的“完满”。如此一来，便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颓废模式：它致力于非自然，视人为某种可以交替变换的存在，从而过分强调人的纯粹社会价值。

关键在于，典型的颓废者不仅抹煞自己的个性，同时也贬抑他人个性的存在。其结果，个体被视为丧失人性同出一门的上帝子民；或者是教堂的成员（“单元”）；抑或用现代的术语表述，是一个“社会的人”。其身体成为各个部件的集成或展示，正如我们出于医学目的对身体进行解剖一样。一个人的“心”是社会的反映。其首先要目标乃是抗拒和排斥病痛。这一点表面看来颇受人称道。数千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似乎都是不加雕饰的快乐——快乐与痛苦永远不共戴天。

另一方面，对健康的正确观念不应只强调其无病无灾的特性，而更应弘扬其战胜灾痛的意志力。尼采认为，健康的人会利用病痛并克服它们，而不健康者只会退缩让步。同样地，一个健康的社会，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当然并不单纯地指一个无病无灾的社会，而是能够从一切自然的纷争和矛盾中培育出艳丽鲜花的社会。因此，健康与颓废绝非生来相斥。有的时候，依循自然法则，前者必以后者为对立面，所谓相生相克，相辅相成。

二

《恋爱中的女人》中，代表劳伦斯本人的伯金创造出“合成性创造”与“毁灭性创造”这样两个词汇。恰如两条溪流并行不悖，穿过这个世界。一条是“银色的生命之河，汩汩滔滔，加速这个世界向光明迈进”，而另一条则是“黑色的瓦解之渊”，“暗浊的腐朽之流”。明白地讲，伯金认为人类的创造不外乎两种形态，或是融合（合成性创造），或是裂变（毁灭性创造）。而第二种创造过程更常见于人类历史中。

但是，合成性创造在任何事物中也时有迸发。伯金无法容忍数个世界以来一成不变的某种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破冰般的知识，融雪似的灭绝”。这些语词在众多劳伦斯评论者看来晦涩难懂而奇异怪绝。然而，其涵义却至关重要。伯金实际上是在预言感知与智慧之间和谐的终结，尽管它们也曾像阿波罗神庙那样充满内在的和谐性。这样的命运无疑也断言了个体的消亡。世界的未来要么是纯感性的“非洲”模式，要么是纯抽象的“北方”模式。然而在这两种模式下，个性与自我意志都将不复存在。个人主义的人生之路无疑是痛苦的。因此，人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劝诫那些享乐主义者摈弃种种所谓的“恶习”：自私，反社会，如此等等。我们不断追求的生活，要么是完全丧失个性的情感，要么是非人格化的思想。那么，我们生活的结局若不是“非洲”模式下的热带极乐，也不是北方模式下毫无痛苦地浸蕴在理论、科学符号和社会规范所汇成的汪洋大海之中。

因此，要求伯金和厄秀拉这样的人去反抗抵制这个世界的流俗似乎太过霸道与专横。因为，这种流俗与生俱来，已深植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自己既是虚无主义者，同时又是新价值的竭力探索者。

这一对情侣的虚无主义内涵不仅是拒绝上述种种价值观，更是摈弃陈腐的因而也是毫无价值的价值观。在劳伦斯看来，“旧价值”一词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价值毫无问地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与此相反，古德伦和杰拉尔德•克里齐的虚无主义是对生活本身的憎恨。背离基督精神与柏拉图的传统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寻觅不到情感与快乐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然而，「人们在苏格拉底与基督的传统下生活得太久，一旦失去这样的传统，他们能想象出的只是一片荒原。劳伦斯则尖锐地指出，人类必须义无反顾地走出这片荒原」。

杰拉尔德•克里齐早在童年时代就借口所谓的突发事件谋害了自己的兄长，现在更是处心积虑地要与一切生机勃发、充满生命力的事物为敌。他希望以存在来代替成长，以受到控制的机器运动代替自由无羁的流动。与父亲不同，杰拉尔德经营煤矿卓有成效。在他的手里，一度庞杂混乱的采矿业变得井井有条，并逐步走上平稳的发展机制。杰拉尔德对机械钟爱有加。在他看来，机械没有内在矛盾。一架机器的各个部件可以协同作战而绝无差错。其原因在于，各个部件的原始权力意志早已被事先设定为不变的运作状态。

杰拉尔德极力想成为机器的上帝，这同时也意味着他自己对那种无感无知的机械状态的渴求。他梦寐以求、魂牵梦绕的理想，其实就是用机械意志来代替自己最原始的权力意志。这种意志虽然被工业社会所接受，体现了功利主义的特性，但其终归有些飘摇不定、难以驾驭。因此，杰拉尔德才希望主宰有受虐狂倾向的艺术模特明内特那样的人。出于同样的理由，古德伦•布莱文也成为他的猎物。在她身上，他嗅出了相同的志趣。

杰拉尔德毁灭一切的欲望与古德伦如出一辙，至少她是部分地认同。小说开始的时候，古德伦与厄秀拉一样憎恶家乡贝尔多弗的种种丑恶。然而，姊妹俩最终分道扬镳：厄秀拉继续为寻觅“银色的生命之河”努力，古德伦则一步一步浸入“黑暗的腐败之流”。她甚至越来越醉心于矿井口和铁轨上的污秽，同时渴望野兽般的性刺激。她之所以喜爱这些污浊腐败之气，是因为这对她具有某种毁灭性：而今她不再有更多的自我责任，不再有那些愚蠢透顶的“标准”，甚至连激情也荡然无存。因此，古德伦要反对的是自然，包括她自然的自我。

毫无疑问，古罗马宏伟的竞技场和华丽的议事厅也同样是非自然的产物。然而，罗马人建筑庙宇以表达他们对自己之神的顶礼膜拜。他们所笃信皈依的决不是纯粹的精神上帝，更不是绝对的机械崇拜。劳伦斯通过小说向人们暗示，人类对自然的憎恨是因为它不安定、无逻辑，既丰硕富华又穷奢极欲。总而言之，是因为自然呈现出多元性。自然具有多种形态，各有自身价值不同：它无非奥妙飘远的所谓“系统”，而是近在咫尺可感可知同时又难以把握的种种冲击。在工业社会里，美依然存在，但它变得越来越虚伪，因而美的品质也越来越退化。

劳伦斯对自然并未采取哥特式的崇拜方式。因为，在他看来，那样的崇拜只不过是另一种流俗。他的崇拜表现在始终承认自然事物的多样性与非系统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狂野奔放的自然远胜过人类沉闷而陷入机械系统的狭窄空间。

古德伦之所以要制服高地野牛（第14章“水边聚会”），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是一群公牛。更重要的原罪在于，作为野蛮、愚蠢而且毫无理智的雄性，它们构成了无法驾驭的自然的组成部分。公牛虽被制服，但这一场搏斗却留下挥之不去的时空永恒。这一点显然是古德伦永远无法控制的事实。更令她发狂的是，她其实什么也控制不了，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实在太“愚蠢”，太令人难以捉摸。古德伦无法容忍这种捉摸不透的特性，但却时时受到它的威胁和缠绕。小说即将结尾处，她与雕塑家劳埃克建立起某种心照不宣的关系，其原因在于他认为“艺术应该阐释工业”。

劳埃克是毁灭性创造过程的急先锋。他那不动声色却又无处不在的欲望是要主宰一切转瞬即逝的生命。在他的野心中，有一个难以企及的顶点，那就是清除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而代之以可以控制的机械意志。当然，这其实也不过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偏执表现而已。在他的理想中，所有生命（包括各种形式的生长）都应该呈几何排列或者被机械装配。否则，都应该被剥夺自发运动的权力。这是彻头彻尾的对生活的敌视，而古德伦对此是颇为认同与赞赏的。实际上，她是杀害杰拉尔德•克里齐的帮凶。因为，她早已知道他心存死亡的念头——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虚空中，一片雪白的荒野里。在那里，一切归于同化，混为一体。杰拉尔德是谋杀者，古德伦也是谋杀者。其结果则取决于哪一方更急于通过自杀来完成自我的圆满。

三

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定厄秀拉与伯金是对立的统一体，更不能说他们是尽善尽美的存在。这其中同样有矛盾的斗争，而且伯金还时时受到瓦解他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困扰与诱惑。劳伦斯并不等同绝对的定性，同时反对绝对的对立以及尽善尽美的人物形象。厄秀拉与伯金之间同样存在着为控制对立而产生的斗争。所不同者，斗争的双方表现出高贵的人生旨趣，保留着对双方权力意志的尊重。再者，我们不应否认在厄秀拉——伯金与古德伦——杰拉尔德这两对情侣身上也存在着某种相互完善的特性，一种对灵与肉交融的需求。显然，劳伦斯有意将这四个人物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更为广阔的悲剧结构，体现了小说不同于道德说教的独特艺术品味与美学追求。

四个人物中，厄秀拉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最少受到机械文明的污染和侵蚀。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已不再确定她这种独异的品质究竟是不是一种缺陷。因为，即使是伯金这位“银色生命之流”的佼佼者也被步步逼向绝路，时时期盼一片杳无人类的土地的出现。他“苦苦揣度”，不知“怎样的改良才足以抵制世俗的恶流”，使人类免受伤害。因此，当赫米奥尼击中他的头部时，他裸身滚进草丛，以此解救了自己。然而，他知道，幸存的他与厄秀拉的生活实际上并不能超脱于世界潮流之外。事实上，厄秀拉对此认识不足，甚至浑然不觉。这说明，劳伦斯认为以男女之间的结合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多么不切实际，不合时宜。

这样的解决是不圆满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情侣都必须有其它社会或职业“关系”，都必须“对社会发生兴趣”。对劳伦斯而言，还应该有另一种亲密关系存在。伯金希望“与一个男人永远结合”。所谓“永恒”是指垂死者与幸存者之间的联系在弥留之际得以重建和升华，并进而形成生生不息的链。而且，伯金所追求的结合不是同任何一个男人，或者少数几个精心挑选的对象。他所倾慕者非杰拉尔德•克里齐莫属。对此该任何解释？

我们似乎可以循着下面的思路去探索劳伦斯的真实思想：卓有成效的关系必须是双方全身心的投入，而一个男人需要作出两次这样的献身。但这一切无法事先安排，而是出自命运的巧设。对一个男人而言，与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可以帮助他在暗浊的腐败之渊里昂起头颅。而与另一个男人的相应关系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关于这一点，劳伦斯在《潜意识的幻想》一文序言中有明确表述。他认为性最为重要，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性别的区分，另一方面是“男女交欢”。然而，仅有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样还存在着“基本的宗教与创造的动机”。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在劳伦斯看来，这种动机就其本质而言与性无关。它只是利用个体独特的性别特征，从而表现出突出的性感。

因此，米开朗琪罗的油画与雕塑以一种特有的风格使其个人的性感在一定的社会准则下得以升华。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同性恋倾向，而是与性别无关又发自内心的原始冲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冲动披上了个人性别特征的外衣，从而外在地表现为同性恋的特殊形态。

可以看出，处于这一创作时期的劳伦斯抱定这样的观念：「最出色的创造产生于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性结合，同时与另一个男人的精神结合里。二者缺一不可。他坚信这是实现人生不同目标的最佳方式」。这种判断具有深刻的哲学与宗教意蕴，因此可以成为评价艺术作品优劣与高下的标准。

劳伦斯其实是在暗示，一个天资与禀赋超群出众的艺术家若不遵循这样的法则，必然会失去平衡。而丧失平衡的艺术家或哲学家只会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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