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型诈骗的行为手段、案件特征与辩护思路

整理编稿：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家事刑辩团队 裴乐艳律师咨询电话：13559105051

摘要

随着网络社交普及，假借恋爱、交友实施诈骗的刑事案件频发，婚恋型诈骗因掺杂情感交往、经济往来，在行为定性、罪与非罪认定上存在争议和辩护空间。本文以（2013）仓刑初字第 487 号诈骗案为样本，梳理三被告人实施婚恋诈骗的具体手段、案件整体特征，剖析庭审中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方向，并结合法院裁判观点，区分婚恋交往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的边界，为此类案件的司法认定、律师辩护与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一、案件基本概况

本案由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三名被告人单独或结伙实施多起诈骗行为，作案时间跨度从 2009 年至 2012 年。其中陈某某单独实施两起诈骗，又伙同刘某某、张某某共同实施一起诈赌式婚恋诈骗，累计诈骗金额 22 万余元；刘某某、张某某参与共同诈骗法院最终认定三人均构成诈骗罪，结合自首、认罪、退赃、缴纳罚金等情节，分别判处三人三年以上至六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判决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

二、本案婚恋诈骗的主要行为手段

结合判决书查明事实，三被告人依托网络交友搭建虚假婚恋关系，逐步实施侵财行为，手段可分为单人单线诈骗与多人团伙合谋诈骗两大类型，套路清晰、层层递进。

（一）单人虚构身份，假借婚恋 / 务工名义行骗

核心是利用网络信息不对称，虚构身份、隐瞒关键事实获取信任，再编造理由骗取财物。

虚构身份与背景，建立情感联结。被告人先后使用 不同化名，针对不同被害人定制虚假人设：谎称拥有介绍赴台务工的渠道；虚构台湾籍、潮汕经商、离异单身的身份，并隐瞒自身已婚的客观事实，借助婚恋网站、社交软件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博取对方情感信任。

编造虚假事由，分次索取财物。在取得信任后，被告人编造办理出入境证件、偿还债务、寻找工作、交换定情信物等理由，分批索要现金、金戒指等财物。作案周期较长，通过持续交往弱化被害人警惕心理，小额、多次收款降低当场暴露风险。

被告人事后均失联逃避追责。在骗取财物后，被告人中断联系、隐匿行踪，彻底切断与被害人的沟通，实现非法占有财物的最终目的。

（二）团伙分工配合，依托恋爱关系设置赌博圈套诈骗

该模式系共同犯罪，依托其中一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虚假恋爱关系，多人分工演戏，将婚恋欺骗与诈赌圈套相结合，属于典型的团伙式婚恋衍生诈骗。

前期铺垫：伪装恋人掌握资金信息。

团伙预谋：角色分工设计骗局。三人提前商议分工，扮演 “恋人兄长”，扮演富商，利用被害人信任设置赌局，诱导被害人对赌局结果产生错误认知。

制造借口骗取大额资金。赌局过程中，被告人故意谎称银行卡消磁无法取款，以临时借用为由，诱骗被害人取出大额现金参与押注；同时借机骗取被害人手机、项链、手提包等财物一并作为赌资。

配合演戏完成 “赢钱” 分赃。三人按照预设暗号操控赌局，“赢走” 全部涉案财物，随后借机逃离现场并瓜分赃款，整个流程配合默契，骗局完整闭环。

三、本案婚恋诈骗案件核心特征

结合全案事实与行为模式，本案集中体现了当下网络婚恋诈骗的共性特征，也是司法实践中区分民事交往与刑事犯罪的关键依据。

（一）作案载体网络化，身份全程虚假

被告人均依托QQ、婚恋网站等网络平台认识受害人，被告人普遍使用化名、虚构职业、籍贯、婚姻状况等核心身份信息，部分还伪造证件佐证虚假人设。网络的虚拟性大幅降低了身份核实难度，被害人难以辨别对方真实情况，这也是婚恋诈骗最基础的特征。

（二）以情感为诱饵，欺骗具有持续性

行为人并非直接索要财物，而是先投入时间维系虚假恋爱、交友关系，构建情感依附。从相识、相恋到索取财物，作案周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逐步瓦解被害人防范心理，将财物交付包装为 “情侣间互助”“人情往来”，掩盖非法占有目的。

（三）欺骗目标明确，作案指向大额财物

被告人在交往中刻意打探被害人经济状况，精准锁定购房款、积蓄等大额资金。单人作案以多次小额收款累计涉案金额，团伙作案则直接瞄准大额款项，作案目的性极强，自始便具备侵财意图。

（四）团伙作案分工化，欺骗手段复杂化

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角色清晰、流程标准化，从前期建立恋爱关系、中期设计圈套，到后期操控骗局、分赃逃离，各环节紧密衔接。同时将婚恋欺骗、赌博圈套两种手段叠加，迷惑性远高于普通诈骗，被害人受骗后短时间内难以察觉。

（五）刑民外观模糊，定性存在争议

行为外观上存在情侣交往、资金往来、互赠物品等民事婚恋行为特征，被告人也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导致案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产生分歧，是此类案件审理的难点所在。

四、本案辩护方向及法院裁判回应

庭审中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多项辩护意见，涵盖罪名定性、罪与非罪、行为性质三大维度，代表了婚恋诈骗案件常见的辩护思路。

（一）主要辩护方向梳理

此罪与彼罪之辩：主张涉案行为构成赌博罪，而非诈骗罪。该辩护思路试图割裂 “婚恋欺骗” 与 “设局诈赌” 的关联，将整体骗局曲解为单纯赌博活动。

罪与非罪之辩：主张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刑事犯罪。主张双方系民间委托事务纠纷，资金往来属于民事范畴，不应认定为诈骗。

主观故意之辩：主张系正常婚恋往来，无非法占有目的。主张属于真实情侣关系，财物交付是恋爱期间自愿赠与、共同消费，不存在虚构事实和非法占有财物的诈骗故意。这也是婚恋诈骗案件中最主流的辩护观点。

（二）法院裁判观点与法理分析

被告人事前通谋，利用虚假恋爱关系设置赌博圈套，“出千” 操控赌局的行为并非真正赌博，而是骗取被害人财物的作案工具。三人主观上自始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故对赌博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区分民事委托与刑事诈骗，认定务工介绍行为构成诈骗。被告人虚构拥有赴台务工渠道的事实，以此为幌子持续收取钱财，事后无法兑现承诺且隐匿行踪，并非正常的民事委托关系。其行为本质是以虚构事由骗取财物，具备诈骗罪的客观行为特征，不属于民间纠纷。

穿透婚恋表象，认定虚假恋爱具备诈骗主观故意。法院指出，被告人刻意隐瞒已婚事实、虚构台湾商人身份，以结婚为诱饵获取被害人信任，其恋爱关系完全建立在虚假事实之上。被害人交付财物是基于错误认知，而非恋爱中自愿赠与，足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刑事诈骗的免责理由。

（三）量刑情节的辩护与认定

除定性辩护外，本案还存在量刑层面的辩护空间。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动退赔部分赃款、缴纳罚金；当庭自愿认罪。属于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对三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五、结语

本案为典型的复合型网络婚恋诈骗案件，融合了单人单线诈骗与团伙合谋诈骗两种模式，清晰展现了此类犯罪 “虚构身份 — 建立情感 — 编造理由 — 骗取财物 — 失联分赃” 的完整套路。司法实践中，区分婚恋交往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罪，核心不在于双方是否存在恋爱表象，而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虚构核心事实、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财物三大要件

从辩护角度而言，婚恋诈骗案件的辩护需重点围绕主观故意、欺骗行为与财物交付的因果关系、资金用途等方面展开；

网络用户在交友、婚恋过程中应当提高警惕，核实对方真实身份，谨慎处置大额资金，避免陷入 “甜蜜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