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干部婚恋——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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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导和信服

规则的实施既需要惩戒，也需要引导，“二八五团”亦不例外。

作为共产主义政党，在实施惩戒同时，更高度注意思想上的引导，如干部总结的：

“没有整风的觉悟与积极热情，没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再好的领导者，对之也会事倍功半的。”[105]

经由长期的督促、灌输及纪律熏陶，干部们普遍具有自觉遵守纪律的学习意识，高鲁日记中写道：

“一是组织问题，二是学习，三是恋爱。这三个问题我想是一般青年的问题。”[106]

年轻人对于组织的渴望、学习的挂念，在一定程度可以遏制爱恋的影响，如时人在日记中说到的：

“抛弃一些阻挠自己进步的思想（如找爱人问题，这的确给我很大的影响），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一心一意地抓紧时机进行学习。”[107]

仔细分析“二八五团”的限制性条件，可以看到，战时干部婚姻的限制，主要涉及的是抗战初期加入革命阵营的新干部，亦即所谓“三八干部”群体。

“三八干部”多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救亡情怀，投身革命，在他们的回忆和自述中，“九一八”“一二·九”是出现得最频繁的关键词，刘荣在思想自传中说：

“‘一二·九’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我也参加了。多年不敢喊的口号今天大喊而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响亮的口号震撼大城市，广大的行列就在那中山大马路上游行，对我的刺激深刻极了。”[108]

这应该是那一代知识青年的普遍心声。

在民族危机中集聚在中共旗帜下的这批知识青年，衷心响应中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号召，也愿意改造自己以适应党的要求，如刘荣所说：

“真正是受压迫的青年或知识分子，当他已经觉悟——举起反抗黑暗社会的铁拳来，下决心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是进步，是严整活泼生动的政治生活，这是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吧。”[109]

这样的心理状态，既构成为整风运动能够迅速深入干部灵魂深处的着力点，也是婚姻限制措施可顺利落实的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组织的引导和“三八干部”群体的靠拢，是一种良性互动的正相关关系。

就普遍的人类而言，欲望和苦闷之间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欲求不得实现，苦闷，可是欲望又永无止境，单靠实现欲望消解苦闷，毋宁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党员们以组织和集体主义的力量化解个人欲求，尽管不一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方案，起码在当年，的确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作用。

刘荣曾经写下自己心理的变化：“自己过去有自私打算，和党不是完全一条心，若克服了为自己那半条心，完全与党同呼吸、同党保持一致时，自己就会感到无上愉快，今天自己就不像前两年内心痛苦，此故。”[110]

沈霞的说法和刘荣相互印证：

“只有当我能一心一德向着党时，我最快乐，在我想到私人问题时，我就烦恼。”[111]

自我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却也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无我”毕竟只是理想的境界。1944年，参加坦白反省大会后，受到触动的刘荣在日记中说：

“今天开始真正理解到只有在党的发展前提下，才能有人发展的精神与实质，这是思想上同认识上质的变化。党将成为我的脑子了。”[112]

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年来，脑子里差不多三天两头都在想的两件事情：乐于到战斗部队中去和想爱人，往往白天想，晚上也想，自个静静时候想，甚至于会议或别的集体场合下自己也静静地想起来。从进步上说也能讲得通，从自私方面讲也能连得上。不论怎样，在人的性格与本性上讲的话，是个实际问题。”[113]

应该相信刘荣前一天表态的真诚，也可以理解他第二天的个人要求，在认同党的利益前提下，并不需要完全泯灭个体，尽管体制运行的惯性的确会不断强化组织和纪律的约束力。

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刘燕瑾的日记中看到。

1943年6月，她参加剧社批评恋爱至上主义会议后写道：“违反原则的、没有条件的热爱，是不是恋爱至上主义？是不是反党反革命的？是不是影响工作、生活？……是的，我的良心已经无条件的默认了。”[114]

尽管反党反革命的判断不无夸张之嫌，但刘的自我警示是可信的，她美丽、热情，愿意给周围的人以爱的热诚，但也招致了误会、困扰，所以她在日记中反复强调良心，把因自己热诚造成的误会当成了自己的“罪恶”。[115]

然而，当爱情真正到来时，刘燕瑾仍然脱不出爱的缠绕，她和凌风的恋情被组织否决后，痴情地等着凌风：

“她追求着一个人，很愿意为对方做一些小事情，哪怕是最细微的一点点，只要对方高兴。时间是无情的过去了很多，差不多已经有三个年头，任何一个人全不知道，甚至连对方自己也不曾觉晓……但是她却很愉快，因为她有这样的决心，她一直追求他到坟墓里。”[116]

爱的情感默默缩进角落，却意外地坚韧、顽强，集体主义凯歌行进的鼓点，亦无法遮蔽那一点点不时冒出的执拗的低音。

无我难，唯其难才要无我。正处上升期的中共，似乎不相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困难。

八路军干部张子珍的日记提供了以党的事业设法消解个人欲求的案例，他记下了求爱、被婉拒、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

“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尝试——写信给一女同志征爱。这件事使我的情绪随之转移，高兴为此，消沉为此，甚至为此两夜辗转失眠。”[117]

一段时间后，回信来了：“一个软钉子，碰到了头上。就这自己还不死心，还抱有许多幻想。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影响自己的工作、学习，因为这是党予自己的任务，而那一问题仅是自己私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妨害党的利益。”[118]

党的任务，成为张子珍说服自己接受被婉拒的重要理由。

然而，个人感情毕竟不可能完全由理性驾驭，情感波动不可避免牵绊工作和学习，他不得不在日记中警醒：

“这样下去，党的工作受到障碍，学习大受影响，那真是特大的错误。从今天起，把这一问题索性抛开，努力工作和学习，老婆问题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119]

张子珍当时在延安学习，延安整风期间，干部的日记常被调阅乃至互看，1943年6月，身在延安的马千里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会上决议：为了忠于党、忠于革命，将每人手边存的有关思想改造的东西（包括文件、日记等等）向党和群众公开。”[120]

此后，延安互看日记成为风气，这种环境下的日记写作多少会受到影响，很容易有意识地向规范化靠拢，日记中的自我暴露和自我反省或许不无向党交心的成分。

相比之下，刘荣因深处平西敌后，军事紧张，整风开展相对滞后，像延安这样的调阅日记尚未普及，刘荣日记中呈现的状态，更为坦率一些，但两者尽力依靠组织摆脱个人情感的努力则是一致的，刘荣的日记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努力：

到政治部这几个月内，只有三次想法完全是革命，十次想法为革命同时联系着为个人，其次完全为个人打算。

为革命打算在良心发现与感动之下，共产党员应该毫无条件与顾虑勇敢地为党工作，站在党与革命立场之上才是。

若都为个人打算，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之上，那么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的资产阶级有何区别呢？革命哪里还能干得成功呢？

那十次是觉得为革命好好干自己可以出名，这时和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和地位观念密切联系着，并非纯粹出于为革命和党而想，是非常坏的思想。为个人所打算的，第一是老婆问题。[121]

这则材料谈到了内心想法的三个层次：

完全为革命的，为革命同时联系个人的，为个人的。

刘荣非常期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纯粹的革命者，对自己不能时时刻刻想着革命很不满意，尤其对经常把革命和个人利益搅在一起感到痛心，批评这是“非常坏的思想”。

不过，刘荣同时又很坦然地面对着自己纯粹为个人打算的想法，这些想法中就包括“老婆问题”，潜意识中，或许认为想老婆天经地义，当然，当他说：

“若都为个人打算，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之上，那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的资产阶级有何区别呢？”

事实上又在否定着这种个人打算。

刘荣衷心期望自己能完全符合党的要求，自觉按照党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是内心世界的自我又常常不经意中显山露水，尤其是老婆问题，更难释怀。

党性中的组织皈依和个性中的自我满足，在这里既纠结又交融，前者在不断克服后者，而后者在不断倒向前者的过程中，还不时会冒出头角，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

一个不断要求自我进境的环境，的确可以造就一个不一样的群体，刘荣曾经自问自答：

“我军中战士为什么不嫖、赌呢？并非不会，而是环境关系。”[122]

李新也在回忆中说：“虽然我们也常谈性、谈女人，食和色总是我们青年人谈笑的两大主题，但在男女问题上，我们一直是很严肃的。”[123]

正因此，在性爱问题上，除了可以看到和常人相似的欲求和苦恼，更处处可以发现革命道德的烙印。比如，刘荣的一段日记前面是普通的性问题的谈论：

“天已黑了，我们几个不知不觉扯到男女关系问题上，细雨蒙蒙中，蔡也走来了，参加了这个问题的扯淡。他就成了主谈者，大家就静听。他谈了许多经验，第一点关于两性的爱情问题，进行性的生活，两方应该互相照顾迁就……”

接下来，刘荣的表态就可以明显看到政治文化的痕迹，由上述性经验的谈论中，他生发出来的感想是：

“外面那种窑区玩弄女的流氓思想，感到这种思想对青年毒害很大。到此我很痛恨旧社会那种反动黑暗情形，若在前几年知道这些的话，那不会去手淫。”[124]

日记中这两段话初看似嫌跳跃，仔细追索，却不无潜在的理路，大致逻辑是：性应该是男女双方共同的责任，像旧社会那样玩弄女性不可取，手淫也不可取，新社会的性爱应该建立在男女相互体谅的基础上，这样的性生活才是有益的。这其中，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对女性的尊重，视女性为伙伴而不是玩物，在有着长期男权传统的中国，并不容易，如将之与国军参谋因日本姨太太服侍舒服而动摇了“一妻主义的观念”[125]相比，更是如此。

当然，刘荣的书写或许也不无刻意拔高的成分，即以政治正确的话语冲淡浓厚的性兴趣的痕迹，赋予兴致盎然的性谈论以道德意义，然而，在性的话语中注入政治的成分并且最终使之落脚于政治和道德，本身就是政治文化全面覆盖的体现，这种选择性的讲述本能和需要背后，显现的正是政治力不断揳入人的内心世界的努力。

在刘荣心目中，作为一个革命者，理想的爱情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的团结和爱是建筑在有才有德上面的（无限地忠实于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和在工作上对敌斗争上有办法）。什么钱呀、官呀则为大家所不齿。在男女恋爱上，有才有德则成为择选对象的最高原则了。就在乡村，一般妇女结婚时首先了解对方阶级成分、抗日坚决程度、工作积极性等。”[126]

可是，这样的爱情不仅无法轻易得到，甚至一开始就被规定封上了大门，爱的渴望以及欲的本能，时时敲打着他的内心，刘荣在日记中记下一段经历：

“昨天晚上起铺，这时静静地，万籁无声，遥望一家小窗户，明晃晃的灯光反射在街口，好奇心下就跑到窗前去窥视，正是一对中年夫妇在进行他们的爱，两个人赤裸裸地抱在一起，急促呼吸下发出微微话声也在战栗着，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儿却在很甜蜜地睡觉。引起回去后好久睡不着，也跑了马。马上苏醒，感到既无爱又损身的难过。”[127]

可以想象，此情此景对刘荣造成的冲击，接下来，他的一大篇议论，就是消解这种冲击的思想路径。

他首先谈到的是宗教：“信佛教之和尚与信天主之神父，他们把终生的幸福、精力思想用于迷信上帝、神！能够不结婚（虽然有些是假的），违背自然法则，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理想——死后到天堂。”

在刘荣看来，如果说宗教徒都能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者就更应该可以做到：

“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为社会进步、文明、自由同幸福、平等去奋斗，为什么不可去坚持去实现这种理想？这理想和主义又是人类唯一的最正确的道路，为什么不能耿耿在心、时时在念，一心一意去实现它呢？有时还做复杂混乱想法？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自己，今天思想上还有混乱之处，不够澄清——今后在革命中，努力于思想上的澄清当是首要任务。”[128]

共产主义当然不能和宗教简单类比，但追求理想、强调献身和牺牲确实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刘燕瑾在谈到整风时也讲道：

“有一种看不见、摸不住的力量在促使着每一个人，比一个最纯真的教徒，还要诚挚的向党坦白着他的一切。他们的诚挚感动着一切的人，有谁能对这样的运动不严肃呢!谁也知道只有这样党才会给他以力量，他才能得救！”[129]

刘燕瑾讲到的这种看不见、摸不住的力量，实际就是思想、信仰、意识形态的力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将此解释为：“意识形态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众多功能中）是，把个人成功的志向合理化、‘神圣化’。一个人地位的不断提高与‘事业’的‘崇高需要’以及政党的‘更高需要’有关。”[130]

日常生活中，政治权力的运作更多是一种不平衡的互惠关系，即领导者掌握资源的分配，追随者则以资源的满足程度决定其忠诚。

而意识形态则通过目标激励把这种互惠关系尽可能导向单一关系，这可望大大减轻资源的消耗，增加组织的效率和控制力。

通过个体和党的事业的联结，个体融入集体，从集体汲取力量并承担责任，生发这样的感叹就顺理成章：

“共产党员不是平常人，他担负着领导全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解放的任务，应该时刻检查反省自己够不够资格。”[131]

这样的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会油然激起，比如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遭到惨败，刘荣立即记下自己的感觉：“热血沸腾起来，马上认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大了，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引之下，不仅要誓死同日寇周旋到底，把它赶出国土，而且要同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周旋到最后胜利。”[132]

从国民党对日作战的失败中，立即看到中共胜利的曙光，如果这是长期处于多方博弈中的高层领袖，当然毫不足怪，一个八路军普通干部却也具有这样的思路，让人不能不为之惊叹，正所谓：

“我们都是些小人物，但对国家大事都很关心。”[133]

这样的结果，源于长期的教育，源于对党的信任和忠诚，源于对共产主义的笃信，这是当年中国其他政治组织难以想象的。

五、结语

历史和现实中，两性关系大概都是永恒的难题。战争年代，对干部婚恋的限制简易直接，不无对个人情感的抑制，却达到了让整个军队和干部群体相对稳定的效果，普通士兵、基层干部以及与他们发生密切联系的中下级军官、干部在婚姻问题上处于同一状态，让整个队伍形成同甘共苦的感觉。

应该说，对军人实施一定程度的婚姻管控，是和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伸展的方向相应的，只是共产党人把这一方向推向了其他政治力量无法想象的深度。

之所以如此，和共产党人的集体主义、效率优先、官兵平等的思路及强大的执行力当然无法分开。

婚姻限制的实施基本可归类为“三八干部”的一批新干部需要做出牺牲，而这正是共产党人中最高度革命化的一群人。他们多怀抱着理想进入革命阵营，随着组织的不断教化，已自觉进入中共的解释体系中，在宣导和惩戒并用的情境下，尽管内心不无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却努力以维护党的利益的要求自觉予以相当程度的释放和消解。

事实上，在后来很长时间内，处于高层和基层中间的这批干部，常常扮演的都是自我克制的角色，中共平等的理念及在民众中形成的观感，正是由这批人予以落实。他们的确可以说是中共革命中负重前行的中坚，婚恋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浪花而已。

然而，问题也有另外一面，从新中国成立后即迅速改变婚姻政策可以看出，战时的临时措施终究不是他们的目标，人类的基本情感需得到尊重，共产党人并不会忽视这一点，这也就是刘少奇讲到的：“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134]

当然，如果作为一个一般的讨论，或许可以争辩说，战时允许普通干部结婚也未必就会损害党的利益，但是对于共产党人而言，纪律性的要求，就决定了是否有利于党的利益，应该由党的组织而不是个体决定，而党往往会倾向于组织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颇具意味的是，尽管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很快改变了战时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战时产生的效果仍然予其以深刻印象。

1949年后，战时政策的不断重现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比如禁欲的宣传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一度重新上演，吊诡的是，在新的环境下，这些政策产生的效应实际却呈现递减趋势，这提示了一种趋向，即通过管控个人情感获得的效能终究有其限界。

有干部曾经总结道：“只要革命不革命与如何革命的问题解决了，生活问题自然会解决的，若干地方的经验证明，单独在吃苦与享乐主义的问题打圈子是想不通的，至多是得出了禁欲主义的结论来。”[135]

这里面的革命、生活、享乐、禁欲，已经隐隐然提示出后几十年历史不断形成紧张关系的几对关键词，这种本不一定必然出现的紧张，和整个中国20世纪历史的走向，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战时婚恋管控的这段历史中，或许很难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

我们看到了中共的效率和宣导能力，却也体察到其下隐藏的个人情感不得其出的奔涌暗流；我们尊重当年那些愿意牺牲、怀抱充分理性选择的革命者，却也同情潜存于人类灵魂深处、时时要露出头角的感性力量。中共在婚姻限制中几乎可说是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即在达到限制干部婚恋，保持革命阵营战斗力目标的同时，还让整个群体保持严明的纪律，侵犯妇女现象少发。能够做到这一点，固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干部群体对党的意志的自觉认同和接受，大大减少了规制性措施落实的障碍，而经过灌输和教化不断刻印在头脑里的思想资源，也可能发挥了超出我们估计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慎独也具有自我克制和修行的意义，那中共则将道德教化连接到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并有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相伴，形成完整的大我替代小我的路径！这样的路径，需要一个完整的内外环境予以支撑，不可能随意复制，但在当年，其顺利运转时所激起的能量，的确还是指示了那一个时代运行难以阻遏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