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教育》
互联网上流传着大量关于不平等爱情的讨论，诸如“主体性”“NPD”“边界感”“祛魅”“慕强”“精神控制”“situationship”“上头下头”等等热词，本质都是在解读关系中的权力。
今天的文章，将借由《不对称》与《凯罗斯》两本书，详细解读爱情中的权力与政治。
这两本书都由女性作家书写，也都讲述了相似的故事：一个年轻女孩，爱上一个年龄、地位、名望都远在她之上的男人。
这种爱情围绕着权力，可是，权力并不是以一种张牙舞爪的形象出现，而是伴随着知识、经验、舒服的房间、好吃的餐厅、柔软的布料，以及一个更大的世界。然而，心动是真实的，女孩受到的伤害也是无比真实的。
这才是问题真正复杂的地方：如果一段关系里既有不平等，也有真实的吸引；既有利用，也有馈赠；既有权力，也有爱，那应该如何理解它？
来源 | 播客《一寸》
01.
不止是一段文坛绯闻
《不对称》出版于2018年，作者是1976年出生的美国作家丽萨·哈利迪，原型是丽萨的真实经历。她年轻时，在文学经纪公司工作，曾和美国殿堂级作家菲利普·罗斯恋爱。
这段恋情发生在2003年前后，当时丽萨25岁左右，罗斯已经快70岁。而且罗斯在世界文坛的地位非常之高，拿过诺奖以外，英语文学界所有最高奖项。
在英语世界，菲利普·罗斯被誉为“最后一位伟大的老白男作家”，当一本讲他和小自己40多岁的女性恋情的小说出版，不难想象那种剧烈的社会震动。
这本书出版在MeToo运动最高峰，文学界正在重新审视老白男作家，但《不对称》并不是一本控诉之书，作者把这段感情写得非常复杂和暧昧，也有评论者认为，这是在给剥削洗白。
小说开头，一个叫做爱丽丝的年轻出版社编辑坐在公园长椅上，一个老头坐在她身边，问她在看什么书。
爱丽丝一下子脸红了，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老头，他是著名作家埃兹拉，就是菲利普·罗斯的化身。
埃兹拉和爱丽丝约好下周六见面，然后爱丽丝就去了埃兹拉的家，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接吻，第二次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其中没有引诱、欺骗，埃兹拉也是单身，所以除了年龄，并不存在道德问题。
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约会也挺甜蜜，不是年轻人那种散步到天明的甜，而是一种很奇特的浪漫，衰老和青春混在一起。他们经常呆在埃兹拉的空调房，一起听音乐，看老电影，看体育比赛。埃兹拉会给爱丽丝买书，列书单，有点像武侠小说里，主角偶遇退隐多年的武林高手，一股脑把毕生所学都教给他。
《不对称》里，埃兹拉并不卖弄学识，他幽默、体贴、犀利、真实，也会把爱丽丝带进自己的生活，带她度假，见自己的朋友。
爱丽丝的世界分为两个，一个是她自己的公寓，狭小、不体面、马桶圈还坏了；另一个是百老汇大道的高档公寓，一个已经站在文学世界最高处的人，邀请你进入他的阳春白雪的世界。两个世界的对比是很鲜明的。所以爱丽丝选择这段关系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
那么，这段关系的裂缝，或者说天平的失衡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实，不对称一直都在。
爱丽丝第一次去找埃兹拉，先是公寓的门开了一个缝，递出一杯水，门关上，然后门又开了，让爱丽丝进去。
这个细节的权力感非常强。门意味着边界。谁在门里面，谁就在自己的世界里；谁站在门外，谁就等待被允许进入。从这个细节开始，他们的关系就有一个基本空间结构：永远是爱丽丝去埃兹拉的地方。
每次埃兹拉想要赶走爱丽丝的时候，就会轻轻唱一首歌《派对结束了》，暗示该走人了。空间是两性关系里一个明显的权力标志，究竟是谁在谁的空间里？谁去谁家多一点？谁是这段关系的主人，谁是客人？
除了空间，两个人的不对称还体现在物质上。每次见面，埃兹拉会给爱丽丝一些小礼物，酒、文具，还有数额不大的现金，爱丽丝并没有表现得凌然正气，而是非常不自在地收下，因为她确实在还学生贷款。
可是，就是这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合理让人越来越疲惫，因为它不对称。
《同意》
小说始终避开“不平等”“不公平”这样的词，而是用“不对称”。“不平等”是刻意剥削，是压迫，“不公平”是可以通过斗争来翻转的权力关系，而不对称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是原因也是结果。
这段关系里，一个人已经拥有完整的世界，另一个人正在形成自己；一个人正在衰老，需要照护，另一个人年轻，身强体壮；一个人给予资源，另一个人给予时间、身体和照料。
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于是，能量总是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没有什么欺骗和pua，可是，不知不觉地，一个人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生活的卫星。
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埃兹拉心脏出了问题住院。在医院，爱丽丝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地说，想结束这段关系，埃兹拉恳求她不要离开，尤其不要在自己需要照顾的时候离开，他对爱丽丝说：“这就是冒险，这就是危险。这就是生活。”
小说第一部分就在此戛然而止，作者没有立刻讲述爱丽丝的回答，留下悬念。
02.
从卧室到机场
小说第二部分写了一个和主线完全无关的故事。主角是一个伊拉克裔美国经济学博士，他有双重国籍，一本美国护照，一本伊拉克护照，他准备去库尔德地区看望哥哥，结果被困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一个等候室里，接受审查。因为当时是2003年，911之后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全世界处于反恐危机中，主角身份敏感。
移民官员把主角的护照收走，让他坐着等，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也没有告诉他要等多久。
在漫长的等待里，他开始回忆。他想起父母从巴格达移民美国，想起1991年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想起自己从小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在美国，他是伊拉克人；在伊拉克，他是美国人。哪里都不完全属于他，哪里都对他保持某种警惕。
整个故事就是讲他的等待和回忆，没有太多戏剧性的情节，只是讲一个卡夫卡式的人，被卡住，等一个看不见的系统来决定他今天能不能继续他的旅程。
到第二部分结束，伊拉克人依然在拘留室里，没有被放行，也没有被拒绝，就像爱丽丝的恋情一样，悬而未决。
这个故事和爱丽丝的爱情有很明显的对应关系。爱丽丝的故事讲爱情中的不对称，经济学博士的故事讲的是政治中的不对称。
《成长教育》
爱丽丝面对一个年长的、富有的、有名望的文学巨匠，对方是关系里的强者；伊拉克裔美国人面对边境、海关、国家安全系统，对面是国家机器里的强者。
爱丽丝等待埃兹拉的电话，等待他开门，等待被允许进入他的房间；阿马尔等待移民官员归还护照，放开边境，等待他们决定他能不能上路。
爱丽丝受到的是亲密关系的审视：你是不是一个好女孩？你是不是懂事？你是不是可以被爱，又不提要求，不制造麻烦？阿马尔受到的是国家安全的审视：你为什么去伊拉克？你和谁有联系？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一个可疑的人？
虽然在卧室和机场，权力的面目不一样，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一个人被放在等待的位置上，被审视，被要求解释自己。
他们俩某种程度上都被困住了，一个被困在进不了，退不出的关系里，一个被困在两个故乡之间的边境。
这个故事其实是把爱丽丝的恋情关掉美颜，去掉滤镜，展现权力的骨架。
小说的第三部分，是作家埃兹拉的访谈，通过埃兹拉的话语，读者才知道，伊拉克人的故事，原来是爱丽丝写的小说。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爱丽丝就一直在写些东西，埃兹拉问她：“你在写我们的事吗？”一方面，他关心自己有没有被写进去。另一方面，他觉得一个年轻女孩，一定是写情情爱爱，女性成长。
而爱丽丝对自己的写作躲躲藏藏。有一个非常刺痛人的细节，爱丽丝看到埃兹拉随手写的便利贴，上面写着：“棉签！！！"，就这么一个普通的词，在埃兹拉笔下立刻被赋予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这让爱丽丝觉得，自己曾经以为自己也能写作，这个念头很蠢。
结果，爱丽丝写的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且是一个关于政治，关于权力的故事。
《情人》
无论是菲利普·罗斯本人，还是小说里的埃兹拉，他们作为犹太作家的共同标签，就是承担了二十世纪历史阴影的重量。
小说里，埃兹拉的写作和阅读很大程度聚焦在二战、希特勒、斯大林、奥斯维辛和犹太人，他还给爱丽丝开了一个关于集中营的书单。而菲利普·罗斯最精彩的书写，就是关于反犹主义、麦卡锡主义、越战、身份政治、美国自由主义的幻灭，权力如何作用于普通人的日常。
所以，爱丽丝其实从埃兹拉身上学到了一套把个体与历史、情感与公共生活联系起来的方式，学会了如何把个人的内心世界投影成整个时代图景。爱丽丝是用埃兹拉的方式书写和埃兹拉的关系，用师傅教的一套内功心法来回敬师傅，就像梅超风和黄药师一样。
03.
没有人站在权力之外
回到作者丽萨本人和菲利普·罗斯的真实关系，这种对位同样成立。
菲利普·罗斯的写作始终在探讨：对于作家来说，他的生活，他周围人的生活是不是都只是材料？作家能不能毫无顾忌地使用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他反复书写自己的两段婚史，把自己的婚姻、欲望、怨恨、伤害写成小说。他在自传里有一番话，大意是，“写作就是出卖，出卖你的朋友，出卖你的家人，出卖你的爱人，出卖你自己，继续前进，直到所有年轻作家都可以说是你的模仿人，在你的敌人死光之前，不要停下来。”
罗斯觉得在艺术的自由和文学的尊严面前，没有隐私，没有道德，唯一区分输赢的，只有讲故事水平的高低。在这套规则之下，罗斯是唯一玩家，其他人都是npc。
而丽萨采用了和罗斯一样的方式，把罗斯变成虚构，变成文学，变成被观看、被分析、被编织的对象。
《不对称》并不是一本控诉之书，或者是一个MeToo时代揭露老白男罪行的书，因为作者丽萨所用的方法和武器，来自于菲利普·罗斯本人。她并不是一个掀桌的人，而是坐在罗斯的牌桌上，延续了罗斯非常擅长的那一场游戏。
《情人》
但是丽萨和罗斯有个很大的不同，菲利普·罗斯一生从未质疑过书写的绝对正当性，他觉得一个人有权书写一切人。但是丽萨迟疑了，怀疑了，在书里，爱丽丝怀疑自己作为一个马萨诸塞州的女孩，有没有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穆斯林男人的意识？在小说里，埃兹拉跟她说，不必担心，写得好就行。
但是，这种自我怀疑，这种伦理困境，从来没有在爱丽丝的心里消失过，因为她从自己身上，看到了权力的不对称带来的痛苦与疲惫。她知道，写作的人和被写的人，本身的不对称是难以消解的。
所以，《不对称》最精彩的地方，不是揭露一个老作家如何控制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女孩，而是写出一个年轻女人如何在被爱、被影响，被支配之后，从这个老作家身上学会使用同一种叙事权力，她并没有洋洋得意，或者单纯把这种叙事权力当作干翻全世界的武器，而是开始反问自己：当我也能书写别人时，我会不会重复这种不对称？
这种疑问，终究只是疑问，没有答案。
没有人能站在权力结构以外。这一点从两性关系到政治都一样，这也是历史上那些建立政治乌托邦的尝试总是失败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对称的世界里。
我们不能假装每个人的经验、阶级、能力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假装不对称并不存在，反而更可怕，因为它掩盖了一种更彻底的权力集中。
假装权力消失了，就没有人需要为权力的使用负责，没有人可以被质疑，没有人需要被监督。宣布“阶级消除了”，然后呢？更可能发生的是集体性的暴力。权力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无处不在。
《情人》
放到一段感情里也是一样，不能去追求一种虚假的平等，把情感变成记账，在这里失去的，要在那里找回来。而是应该承认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经验与创伤进入关系，要做的是努力不让差异变成侵占对方的权力。
不能把爱情变成乌托邦，不应该假装关系里那些等待、羞耻、感激、亏欠、不安不存在，而是应该让它们浮上表面，成为两个人可以识别，可以讨论的事物。
所以，爱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政治的反面，而是在政治进入两个人关系最深处之后，仍然被我们称作爱的东西。
爱是在所有不对称都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努力不让权力成为关系的全部。
04.
“你是我的新雪”
如果说，在《不对称》里，权力还是以一种温柔和暧昧的面目出现，那么在《凯罗斯》里，权力则会露出它残忍冰冷的一面。
《凯罗斯》的作者埃彭贝克，于1967年出生在东德，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和东西德历史有关。《凯罗斯》出版于2021年，埃彭贝克也凭借这本书获得国际布克奖。
小说的开头是女主角卡塔琳娜收到两大纸箱，是去世恋人汉斯的档案，然后回忆回到1986年7月11日。
那一天下着暴雨，19岁的卡塔琳娜在东柏林的公交车站等车，偶遇50多岁的知识分子汉斯，两个人对视三次，命运的齿轮开始启动。
和《不对称》的主角埃兹拉不同的是，汉斯并不单身，他有妻子，所以他们的感情存在着更多的秘密和张力。在感情的一开始，汉斯就和卡塔琳娜坦白了自己已婚，所以这段感情完全取决于卡塔琳娜的意愿。
情感老手都知道，这看似是交出主导权，其实是以退为进，一种甩锅。但是卡塔琳娜太年轻了，她意识不到，反而觉得这个老男人把自己托付给我。
他们的感情和《不对称》一样，充满阳春白雪，汉斯聊音乐、戏剧、文学、政治，从巴赫聊到布莱希特，卡塔琳娜深深为之着迷。年轻女孩爱得那么深，不止是被老男人的魅力吸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段感情太痛苦了。
她会想象汉斯的家庭，会患得患失，会小心翼翼，会偷看汉斯全家在海边度假，会因为撕扯和嫉妒内心痛苦万分。人总是会觉得，只要足够痛苦，就说明这段感情足够真实，足够刻骨铭心。
小说没有把汉斯写成一个迷恋年轻肉体的中年人，而是给予他一个非常有时代烙印的人生故事。汉斯童年时生活在纳粹吞并背景下的东欧地区，他父亲是纳粹体系里的知识分子，汉斯小时候还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这是那个时代所有德国男孩的命运。
汉斯青少年时期见过纳粹的暴行，见过集中营，见过万人坑，经历了彻底的幻灭，战后全家到了西德，父亲继续当教授，仿佛无事发生。汉斯非常痛苦，他无法接受西德人像一切罪恶没有发生过那样生活，于是他从西德跑到东德，来到东柏林，这里满目疮痍、到处是废墟和弹孔，汉斯觉得，这才代表真相。
汉斯成了东德的著名左翼作家和左翼广播人。当汉斯看到卡塔琳娜，他看到的不止是一个年轻的肉体，而是一个可以从零建立的东西，一个救赎和新生的机会：卡塔琳娜年轻、干净、没有被战争经验磨损，是东德培养出来的“新人”。
小说里，汉斯对卡塔琳娜说：“你是我的新雪。”意思是，你是还没有被踩过的雪，你是一个空的容器，我可以把我的文化和历史记忆装在你这个容器里，我可以填满你。
《成长教育》
对于汉斯来说，东德让他相信，父亲那一代德国人的罪可以被清算，历史可以重新开始；而卡塔琳娜让他相信，衰老、失败和理想的耗损也可以重新开始。
女孩年轻的身体和意识，像一个私人版的共产主义未来，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政治乌托邦。在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就和德国乃至欧洲的历史纠缠在一起。
05.
“延续导致毁灭”
然后，爱情逐渐变质。交往一年多的时候，卡塔琳娜出轨， 她去法兰克福剧院工作的时候，和年轻同事发生关系。
作者用像电影混剪的方式，写当卡塔琳娜和同事发生关系的时候，汉斯在柏林家里给卡塔琳娜写一封充满占有欲的情色信，他以为在用语言占有情人，但情人的身体在别处。
后来，汉斯发现了卡塔琳娜一些破碎的笔记，拼凑出这段出轨的经历，然后，惩罚开始了。爱情变成审讯。
汉斯要求卡塔琳娜交代所有细节，写日记，补充材料，要知道她做了什么，想了什么，要进入她的每一个念头，要卡塔琳娜把自己的欲望、谎言、羞耻、隐瞒全部说出来，整理出来，归档出来。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汉斯要求卡塔琳娜听录音机里的磁带，内容是汉斯录的，他用谈论高雅艺术的口气，冷静地，完整地用声音审判年轻的恋人。
汉斯一遍遍追问卡塔琳娜和男同事的细节：他把她的出轨定义成背叛，也定义成一种人格上的失败。卡塔琳娜必须一边哭，一边记下来，听完以后，她还要用打字机逐条回复，承认罪行，回应罪行。
后来还有第二盘、第三盘、第四盘……每一盘都是A面、B面，六十分钟。到最后，卡塔琳娜的回应不是在洗清自己的罪行，而是在帮助汉斯给自己定罪。
东德创作者特别会写这种政治恐怖和两性关系的复杂结合。《凯罗斯》完整讲述了权力的语法如何渗透人性，一个温柔的恋人，如何开始使用政治的语法，在私人关系里，变成国家机器的化身。
《窃听风暴》
汉斯作为一个曾经拥有政治理想的青年，一个想要赎罪的知识分子，一个反对权力的人，最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了极权政治的化身。
很快，卡塔琳娜和汉斯交往两年，1988年7月，两个人去莫斯科过两年周纪念日，汉斯曾经把它叫做“蜜月”。但是经历出轨、磁带、审讯和惩罚之后，这个蜜月已经不可能再是单纯的蜜月了。
对汉斯来说，这有点像是朝圣之旅，因为红场、列宁墓、莫斯科地铁、苏联的纪念碑，这些东西在他眼里不是景点，而是真正的信仰所在。
听着汉斯介绍莫斯科的地标，卡塔琳娜也确实被打动了。她从小在东德接受俄语教育，学过苏联文学，学过社会主义历史。那些原本在课本上、宣传画上、课堂里的东西，到了莫斯科突然变成真实的街道、建筑、广场和人群。她也走进了汉斯年轻时候的梦想。
但是故事并没有从这里走向和解，反而走向了一个更深的阴影。
当时的东德秘密警察被称为斯塔西，资料显示，如果把所有兼职线人也算进去，东德每6.5人中就有一个线人，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邻居之间，可能都是互相监视的状态，家庭里，孩子可能在监视父母，丈夫可能在监视妻子。
小说最后，卡塔琳娜透过尘封的档案，发现汉斯既是斯塔西的非正式合作者，也是被斯塔西监视的对象。整个社会是靠一种共罪的系统来维系。施害者和受害者，服务于同一个事业，共享同一颗跳动的心，直到没有人能再分清自己是哪一个。
在莫斯科，汉斯意识到自己和卡塔琳娜关系的本质——他们两个都同时是施害者和受害者。
意识到并不意味着警惕和停止，反而变成了一种确认。汉斯觉得，现在我们是共罪的关系，我折磨你，因为你有罪，你出轨了，折磨你的我，同样是罪人。既然我们都被卷进来，都在受苦，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审判，深入审判，把所有的伤口挖开。如果说，我们之前的情感是靠爱维系，那么现在，就用恐惧和受苦维系。
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汉斯变本加厉，开始强迫卡塔琳娜庆祝一系列“不幸的周年纪念”。
卡塔琳娜去法兰克福的那一天，她出轨的那一天，她“背叛开始”的那一天。汉斯带卡塔琳娜去同一家餐厅，坐同一张桌子，点同样的食物，然后说：“还记得吗，就是在这里，一年前的今天，你的欺骗开始了。”
被折磨的卡塔琳娜开始主动要求听下一盘磁带，主动寻找惩罚，要求被绑起来，要求被打，仿佛只有他的惩罚，才能给她活下去的理由。她被重塑成一个需要审判才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人。
《窃听风暴》
在评判卡塔琳娜之前，别忘了她只有19岁，她的整个成人世界，几乎是汉斯一手建立起来的。当汉斯说她没有灵魂，说欺骗已经进入了她的血肉，她把这当成真相，她真的觉得自己和男同事的关系是错误的，而忘了汉斯才是一开始出轨的那个人。
而且她害怕被放逐，所以惩罚成为了两个人之间的连接，只要审判还在，关系就在延续。
于是，两个人试图建立一种没有隐瞒，透明的关系，就像东德社会想对国民实现的那样。但是越是如此，两个人反而离真相越远，书里写：“如果没有说‘不’的自由，诚实是不可能的。”
06.
“我们连失败都不属于自己”
当汉斯准备下一盘磁带的时候，卡塔琳娜背着汉斯，和女同学罗莎发展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卡塔琳娜问罗莎：“完整地说出真相，是不是必然导致毁灭？每段关系里，是不是都有自己保留的部分？”
罗莎说：”没有人能完全融入另一个人，差异本身就很美好。”
这是小说里最美好，最纯粹的一段感情，但是卡塔琳娜并没有因此离开汉斯，她说自己依然爱着汉斯。
两个人的情感继续，甚至看起来有些好转，汉斯一度不准备放磁带，也不想谈论卡塔琳娜的背叛，但这只是彻底崩溃前的回光返照，就和社会层面发生的事情一样。
镜头拉远，东德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已经暗流涌动：匈牙利开放通往奥地利的边境，越来越多东德人从那里出走；东德内部开始讨论改革；作家、知识分子都在议论“这个国家还撑不撑得住”。
爱情和时代再次平行。卡塔琳娜和汉斯试图重建关系，他们的爱情改革和东德对于社会改革的讨论是一样的：能不能保留好的部分，去掉坏的部分？能不能保留爱，去掉控制？能不能保留社会主义的理想，去掉审查、监控和谎言？
答案是很难，因为好坏的部分已经长在一起，你不能想象自己切掉肿瘤，或者一点点刮骨疗伤，最后清清爽爽，万事大吉。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以一种突兀和决绝宣告历史的变局。
《窃听风暴》
当自由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飞翔，而是失重。卡塔琳娜去到西柏林的书店，看到昂贵到离谱的艺术书。她发现，西德的一本画册，可以抵东德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原来自由不是抽象的，是有价格的。自由是商品摆满货架，但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来是穷的。自由是世界向你敞开，但敞开的方式是：你先成为一个消费者。
当时西德给涌入的东德人每人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相当于现在小一千块人民币的购买力，其实不算少。
有个叫做100马克的网站项目，专门采访东德人当年用这100马克买了什么。结果大家并不买吃的，有人买滑板，因为觉得滑板很酷，有人买唱片，买发胶，买牛仔裤，他们买的是平行世界里，另一个自己的可能性。
但是小说里，一开始卡塔琳娜和她的父母都没有去领欢迎金。他们觉得那是糖衣炮弹，也像一种羞辱。
但是，个体的抵抗是无效的，很快，东柏林的街上开始卖可口可乐，旧家具、旧办公桌、旧文件柜被扔到街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室内陈设变成垃圾。红星、军帽、勋章，都开始在跳蚤市场出售。一个社会还没有来得及过头七，就已经被拆成纪念品和二手货。
卡特琳娜和她的朋友对此的反应是，她们开始偷东西，去商场偷香水、内衣、巧克力。因为当资本主义说一切都有价格，零元购就成了一种宣言，表示不相信资本主义这套。
但偷窃带来的快乐非常短暂。越熟练，越空虚。因为每一次成功都证明：这些东西也没有那么重要。商品不能填补卡塔琳娜失去的国家，也不能填补她失去的爱情。
对于汉斯来说，柏林墙倒塌的冲击更大，他本来就是从西德逃到东德，现在东德没了，他在东德的几十年人生完全作废，他在新世界无所适从。
汉斯的广播系统开始重组。他的书被搁置，他的工作失去意义。他曾经熟悉的文化机构、出版社、电台、剧院，全都被改造、解散或者商业化。1991年12月，东德广播系统解散，一万三千名员工被处理。汉斯等到凌晨三点半，终于拿到自己被解雇的通知。
在1991年跨越到1992年的那一秒钟，东德电台频率正式停止，电波消失，汉斯坐在卡塔琳娜的房间里听着那一秒钟，他说，死亡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某个东西停止存在。
卡塔琳娜和汉斯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
《成长教育》
他们还会见面，还会睡在一起，但已经不再像恋人，更像两个灾难幸存者的相互取暖。卡塔琳娜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把生命绑在衰老的汉斯身上，她和年轻的男同学谈恋爱，并且怀孕。
汉斯知道孩子的生父不是自己，但是他说可以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但卡塔琳娜坚持把孩子拿掉。卡塔琳娜引产之后，也逃出了汉斯的审判，有了自己的方向。
卡塔琳娜和汉斯彻底分开，她和父母去埃及旅游，在狮身人面像的爪子之间，她父亲说：“我们个人的悲剧，都不足以撼动世界。连失败都不再属于我们。”
时代在碾压过任何人的时候，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的。人们在被碾压前，有过绚烂的青春，耀眼的理想，刻骨铭心的恋情，有过无法向任何人启齿的秘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如此的充盈、复杂、让人着迷。
但是当被时代碾压之后，他们都变成了薄薄的一片，他们变成一箱尘封的档案，几十年不会有任何人打开。
但是好在还有爱，还有因为爱过，而忍不住回望。《凯罗斯》的最后，多年之后的卡塔琳娜打开已经去世的汉斯尘封的档案，重新阅读他的信、笔记、照片和磁带，走过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
她所做的，是在一个时代的废墟里，用双手刨出一段爱情的废墟；在一个国家的失败里，还原一个人的溃败。最后，她停在汉斯的坟墓前。把个人的失败还给个人。
从《不对称》到《凯罗斯》，两本小说在讲述年轻女孩和老男人恋爱的同时，写了大量爱和政治的同构。
爱和政治一样，都在争夺解释权。《不对称》里，埃兹拉给爱丽丝一个文学世界，也几乎替她解释什么是成熟、什么是写作、什么是值得被书写的生活。《凯罗斯》里，汉斯给卡塔琳娜一个历史世界，也试图替她解释什么是背叛、什么是坦白、什么是赎罪、什么是爱。
爱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它里面有权力，而是它会让你相信权力的意义，相信交出一部分自己，是为了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忍受痛苦，是为了证明这段关系的真实。
但这两本书，没有把爱情简化成一场权力博弈，而是在说权力和爱可以同时存在。被塑造、被支配和被吸引可以同时存在。受伤和成长可以同时存在。
两个女性作者都在承认一个带着些许痛感与耻感的事实：伤害过我的你，也成了我的一部分。你带给我的痛苦和羞耻，我不想抹除，也不想否认，它们在我体内疯长，成为了别的东西，别的比你更强大、更茁壮、清澈的东西。
我带着你留给我的遗产，继续活下去，继续看见这个世界，继续爱，继续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