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往往体现在普通日常事件之中。观察社会治理症结与时代价值偏差，无需依托重大公共事件，一桩普通校园矛盾，即可折射出当前社会的义利观失衡、家风偏差与治理传导问题。《文心雕龙》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事察而知天下势。八年级学生处于青春期心智发育阶段，情绪管控薄弱，人际认知尚不成熟，因情感误会产生轻微争执与肢体摩擦，属于青春期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行为现象。
此类学生间的短暂冲突，无主观恶意，无实质人身伤害，不存在原则性过错，本质属于认知偏差引发的人际纠纷。从教育治理角度看，通过校规规范、心理干预、认知引导即可有效化解，属于常规校园治理范畴，不具备复杂化、对立化处置的必要。
但在本次事件中，部分家长恶意干扰学校的正常管理，以功利化思维主导纠纷处置，脱离事实尺度放大矛盾性质，将学生间普通摩擦定性为恶意伤害，借机索要经济赔偿，甚至提出过度维权诉求。该行为脱离是非评判标准，弱化公序良俗约束，将同学间的纠纷转化为利益博弈，直观反映出当前社会部分群体重利轻义、是非模糊、规则意识淡薄的普遍问题。
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治理主体的行事准则与价值尺度，是社会风气形成的核心风向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执政者小小一点过失就等于余众的种种错误，统治者必须拥有完人的高尚品德，执政人员的一切措施必须遵循法度并合乎正义。”社会个体的行为选择，始终受到公共治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公职群体依规履职、公正处事，大胆作为，社会层面自然形成守规向善的风气；治理尺度松弛、底线弹性过大，畏畏缩缩不敢出手，则社会投机逐利、闹事得利的陋习便会滋生蔓延。
这次校园纠纷中，三名学生因青春期情感隔阂产生短暂拉扯，无欺凌事实、无伤害后果，属于典型的青春期认知冲突。陶行知指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校园治理应以认知矫正、行为规范、心理疏导为核心，聚焦青少年价值纠偏与习惯养成，而非利益追责与纠纷博弈。
涉事家长不顾客观事实，片面放大矛盾后果，以经济诉求替代教育反思，对青少年认知形成直接误导。此类处置方式，向未成年人传递了“纠纷可牟利、过错可转嫁、纠缠可获益”的错误逻辑，对青少年正确义利观构建形成了负面示范。
基层矛盾调处工作中，功利化逐利心态是当前最常见的纠纷诱因。《增广贤文》载：“世人多趋利逐末，重得而轻义。”从社会哲学视角分析，利益至上的行为模式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有着这样的论断：“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私有制意识的诞生，是人类功利化思维成型的历史起点。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分配方式、纠纷处置机制、奖惩导向模式，逐步塑造了大众的处事惯性。当前部分领域守规者吃亏、逐利者获益的反向导向，进一步弱化了规则权威，加剧了社会功利化倾向。
风气问题的深层危害，在于其具备稳定的代际传递特征。《颜氏家训》强调：“家风为立身之本，世风为育人之基。”青少年的是非标准、处事方式、利益态度，主要来源于家庭示范与社会环境熏陶。成年人的功利化处事模式，会直接转化为青少年的行为参照，造成不良风气代代延续。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个人私利的战场”，当社会运行中私利逻辑占据上风，公共道德、规则意识、公义观念必然持续弱化。
对比以往社会治理环境，几十年前的社会风气淳朴、规则清晰、义利有序。以往校园纠纷处置，以家教反思、学生纠错、学校整改为核心，不存在借机牟利、无理缠诉的现象。公职群体公正履职、守正行权，带动社会形成崇德守规、重义轻利的稳定风气。
物质生活提升的同时，社会精神建设、价值引导、教育体系建设存在滞后短板。当前中小学教育体系中，青春期心理教育、情绪管理教育、人际认知教育体系不完善，前置疏导机制不健全，是青少年人际矛盾多发的制度性原因。
我在瓦房村两年基层治理实践表明，社会风气具备可教化、可扭转、可重塑的特征。基层治理初期，片面包容、无原则退让、柔性维稳的处置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反而纵容私欲膨胀、助长歪风陋习。基层治理必须坚持情理兼顾、刚柔相济，既尊重合理民情诉求，又严守规则底线与公正尺度。
当前社会功利化、浮躁化风气，是长期治理示范缺位、制度约束松弛、正向激励不足累积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明确，公职人员承担着维护法治尊严、守护社会公道、引领公共风尚的法定责任。公权力运行若尺度不严、底线不稳、公正弱化，必然造成社会规则失效、价值失序、风气失衡。
《韩非子》有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治能够规范行为、界定权责、惩治乱象，但法治约束侧重行为层面，无法彻底矫正人心偏差与认知误区。社会风气正本清源，必须坚持制度约束与价值教化双向发力。当前大量社会纠纷脱离是非评判轨道，单纯以利益得失为核心导向，本质是公共价值弱化、世俗私利泛滥的集中体现。
《论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传统乡里治理以公道为准则、以义利次序为底线，长期涵养了重义轻利、安分守礼的社会底色。而当下部分纠纷处置一味追求息事宁人，回避是非较真、弱化规则惩戒，变相纵容了不良风气的蔓延。
社会正向激励机制失衡，是世风偏差的重要诱因。当前荣誉表彰、舆论宣传多聚焦重大典型、特殊贡献，对日常公道处事、善意守正、平凡向善、挺身而出管闲事的行为缺乏制度化认可，导致正向价值示范不足、负面投机行为成本过低，社会正气持续弱化。
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履职功利化倾向，重流程合规、轻公道正义，重个人得失、轻公共责任。公职队伍若出现价值偏差、作风松弛、示范缺位，会形成持续的负面社会导向，直接影响青少年价值体系的正常构建。
社会个体的逐利行为、家庭的过度维权、社会的价值浮躁，并非单纯人性问题，而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治理模式、制度环境、价值导向共同塑造的社会意识产物。社会环境、治理体系、制度设计，决定大众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取舍。
基层治理的每一次公正处置、每一回依规调解、每一项正向引导，都是对社会环境的优化、对社会存在的改良。风气扭转是长期实践过程，依靠持续、稳定、规范的公共治理示范，逐步替代投机逐利的世俗惯性。
世俗功利属于阶段性社会意识，具备可调整、可重塑、可迭代的特征。环境塑造人，人亦能动改造环境，社会风气的归正，始终依托持续的社会实践与制度完善。
马克思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社会治理与风气建设是双向塑造的长期过程，公共履职者依规守正、公正行权、稳定示范，方能持续优化社会生态、端正大众认知、培育时代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