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南湖法院的这份判例正在侵蚀婚恋信任根基

浙江南湖法院审理的这起赠与纠纷持续引发全网热议：男子小王与女子小美相识交往，短暂同居后斥资七万余元，购置钻戒、品牌耳环赠予对方，小美收下贵重礼品后，社交平台标注恋爱状态，交往对象却并非小王，随后直接失联拉黑。小王起诉要求返还财物，一审法院最终驳回全部诉请。这份判决看似严格援引《民法典》赠与规则，却机械割裂法律条文与生活常理、公序良俗之间的联系，裁判逻辑存在明显短板，一旦形成示范效应，将持续冲击本就脆弱的婚恋生态，挫伤普通人正常恋爱、择偶、组建家庭的意愿。

一审裁判的核心逻辑存在难以回避的双重偏差。法院认为，恋爱属于人身情感关系，不能作为赠与所附义务，将案涉财物定性为无偿赠与，同时认定不属于彩礼范畴，故而受赠人无需返还。但裁判者陷入了非黑即白的思维误区，简单将“附恋爱义务”和“赠与蕴含婚恋期待”混为一谈。法律固然禁止把感情、恋爱当成交易对价，不能强制要求一方“收礼必须谈恋爱”，但不能由此推定，所有追求阶段的财物交付一律属于无条件无偿赠与。价值七万余元的钻戒、首饰，早已脱离日常约会、节日小礼物的人情范畴，远超普通情感表达的合理尺度。结合交往背景不难判断，小王送出贵重饰品，根植于建立稳定亲密关系的合理期待，这是普通人普遍认可的社会共识。

法院片面套用赠与完成即所有权转移的条文，无视赠与背后客观存在的预期基础，忽略受赠人收下大额财物后立刻另寻他人、失联躲避的失信事实，单纯以“避免感情交易化”为由全盘驳回诉求，本质是用形式上的合法，掩盖实质上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忽视。更值得商榷的是，裁判简单划定彩礼与普通赠与的边界，只有明确指向登记结婚的财物才算彩礼，追求阶段带有发展婚恋意图的大额财物，直接划入不可追回范畴，这种一刀切标准，和全国各地大量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出现明显割裂。多地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时，都会结合金额大小、双方收入水平、财物属性、交往经过综合权衡，区分小额爱意馈赠与大额贵重财物，兼顾双方公平，而本案判决选择了最僵化的裁判路径。

这份判决对社会公序良俗造成的隐性伤害不容低估。法律设立赠与制度，保护正常人际往来，但绝不应当成为借交往之名占有他人大额财产的避风港。当公众看到一方坦然接受价值不菲的礼物，随后迅速断绝联系、另寻伴侣，最终无需承担任何返还责任，大众朴素的公平感受会直接落空。现实中，大量“以交友为名义收受贵重礼品”的行为，将会获得消极示范。一部分人会利用这种裁判漏洞，持续接受追求者大额财物，一旦对方提出进一步交往便抽身离开；真心付出的普通人，却面临财物损失维权无门的风险。诚实信用是民法基本原则，受赠人明知对方基于婚恋期待交付大额财物，若无继续交往意愿，本应拒绝收受贵重物品，或是在关系无法延续时主动返还，而本案判决未能对这种失信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长远来看，僵化的裁判思路，持续加剧当下本就紧张的婚恋焦虑，与鼓励适龄人群婚恋、优化人口发展环境的宏观导向背道而驰。如今年轻人面临生活成本压力，婚恋本身充满不确定性，不少人早已顾虑投入风险。如果司法裁判释放这样一种信号：大额贵重礼物送出之后，即便遭遇对方收礼失联、蓄意回避，钱款财物也难以追回，势必催生普遍的防御心态。越来越多人在交往过程中选择“捂紧钱包，拒绝投入”，害怕真诚付出换来财产损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离不开适度物质表达，当物质投入被贴上极高风险标签，正常的追求、交往模式都会受到冲击，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成本持续走高。婚恋市场信任链条一旦断裂，年轻人恐婚、畏于投入的情绪会进一步蔓延，不利于健康婚恋氛围形成。

我们并不主张恋爱期间所有花费都可以随意索要返还，也坚决反对将情感商品化，日常小额馈赠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司法裁判追求的从来不是机械适用法条，而是情理与法理的平衡。《民法典》在条文之外，同样确立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所有裁判活动都应当统筹兼顾。面对追求阶段大额贵重财物纠纷，法院应当构建分层审查标准：区分日常小额礼物与远超生活水平的贵重财物，查清双方交往过程、当事人赠与的真实意图、受赠人是否存在刻意利用对方期待获取财物的情形，综合全案事实作出裁量。

一纸判决不止解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纠纷，更承担着价值引导的功能。司法应当守护普通人真诚交往的底气，既不鼓励财物捆绑感情，也不能纵容借交往之名侵占他人财产。唯有兼顾法律条文与社会常理，平衡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才能让每一份判决兼具法律力度与温度，守住社会信任的底线。期待同类案件能够形成更加统一、兼顾情理的裁判尺度，不让真诚者承受无底线的损失，不让失信者轻易规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