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曾与鲁迅多次笔战,年轻时陷入四角恋爱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敌，亮节堪为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

　　中原正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树翁。

　　1937年10月，在《救亡日报》上，田汉发表了这首《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其中“雄文未许余曹敌”之类，属于套话，而“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大有深意。

　　鲁迅在世时，与田汉多次笔战，称其为“四个汉子”之一，并说他“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鲁迅去世后，田汉将《阿Q正传》搬上话剧舞台，并想撰一长文解释与鲁迅的恩怨，后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从此诗看，田汉大概是想说：自己和鲁迅只是“方法”不同，虽有误会，但忠于同一阵营。

　　此时田汉尚未意识到自己人性中的幽暗，直到1961年，田汉才有所觉醒，可惜太多遗憾，已追悔莫及。

　　■曾陷入四角恋爱

　　田汉本名田寿昌，1898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一农家，9岁丧父并辍学，后考入免费的长沙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爱其才，自掏腰包为他买了蚊帐。

　　1916年，田汉毕业，适逢三舅易梅园(又名易象)任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田汉得以东渡，享受每月36元公费(后升至40元)。

　　田汉视易梅园如父，易梅园早年追随孙中山，在他介绍下，田汉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文学创作。1919年，田汉回乡探亲，携心仪已久的表妹易漱瑜赴日。

　　不久，田汉结识易漱瑜的“闺蜜”白薇(黄素如)、康景昭，均有感情瓜葛，1920年，田汉写了第一个剧本《梵峨嶙与蔷薇》，便以四角恋爱为结构。这年12月，易梅园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田汉与易漱瑜正式结婚。

　　1921年，田汉加入创造社，自署“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当时创造社为创名头，四处树敌，8月29日，鲁迅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

　　1922年，田汉回国，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加上稿费等，月入超两百元。1924年初，田汉与易漱瑜创《南国半月刊》，掀起“南国艺术运动”。

　　■旧的未去，新的又来

　　1925年，易漱瑜病逝，临终前将闺蜜黄大琳介绍给田汉。易长黄两岁，洗脸都用一个毛巾，各执一端。

　　1927年，田汉与黄大琳结婚，在给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他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黄大琳是小女人，田汉却性格粗豪，此时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后任校长)，还一度担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月薪300元，据夏衍说：“在他(田汉)心目中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

　　田汉第二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在此期间，田汉一直与林维中书信往来，林本在上海求学，为逃婚跑到新加坡，在报纸上读到田汉悼亡妻散文，被深深打动。

　　1928年，林维中偷偷回上海，因二人没见过面，田汉只好拿着林的照片去码头接，双方很快陷入热恋，约定1930年林结束南洋的学业后，再行结婚。但是，1929年田汉与黄大琳离婚后，又爱上安娥(张瑛)。

　　田汉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曾这样描述自己：“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

　　■有情人咫尺天涯

　　安娥原名张式沅，父亲张良弼1913年曾被选为国会众议员，在北京国立美专学习时加入共产党，并嫁给入党介绍人邓鹤皋，后被派到莫斯科学习，曾在格别乌(克格勃前身)工作，因误传邓鹤皋牺牲，安娥又嫁给郑家康。

　　1929年11月，安娥回国，在“特科”归陈赓领导，地下党派安娥与田汉联系，两人产生感情，安娥还怀上了田汉的孩子。田汉承认，正是在安娥影响下，自己开始向左转。

　　林维中如约回到上海后，田汉陷入两难，安娥找到林维中说：“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结婚吧。”安娥与田汉的孩子出生后，她将其送回河北老家，却对田汉说，孩子死了。

　　1933年，因上级姚蓬子叛变，安娥失去组织联系，不久，她嫁给田汉好友、音乐家任光。二人合作为电影《渔光曲》写了主题歌，聂耳说：“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

　　不久，安娥和聂耳合作完成了《卖报歌》，同年，田汉与聂耳也合作完成《义勇军进行曲》。安娥与任光的婚姻生活不快乐，每年流产一两次，长年患病，1937年，两人离婚。

　　■把鲁迅当成玩具

　　1930年4月，田汉与鲁迅一起加入左联。

　　一次内山完造宴请日本作家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在座，田汉酒后兴奋，大谈与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当场离席，并对夏衍低声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谷崎擅写虐恋，对田汉早期创作影响颇大，1927年田汉访日，谷崎曾带他宴游，据田汉说：“日饮道顿，夜宿抵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

　　1934年8月，《社会月报》发表了鲁迅的文章，同期有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本是共产党员，后脱党，他在《赤区归来记》中公开了一对党员夫妇的名字，致二人被捕。田汉想让报社停刊杨邨人的文章，却采取了离奇的方法。

　　不久，一名叫“绍伯”的作者在《大晚报》上发文称“(鲁迅)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鲁迅与杨邨人曾有过笔战的积怨，听说“绍伯”就是田汉，登时大怒，撰文斥责田汉“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

　　《社会月报》果然停了杨邨人的稿，田汉自以为得计，虽给鲁迅去信致歉，但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田汉)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其实，“绍伯”可能是田汉表弟易绍伯，田汉从没用亲戚的名字做过笔名。

　　■“四个汉子”埋下祸根

　　1934年10月，夏衍、阳翰笙、周扬去拜访鲁迅，没想到田汉也跟来，夏衍不好拒绝，只好带他去。

　　这次拜访本来很愉快，可提到胡风时，田汉又莽撞了一把，说此人不可靠。鲁迅不高兴地说：我不相信。

　　胡风曾在孙科手下工作，左联诗人穆木天被捕，经营救出狱后，称主审官讯问很详细，偏偏不提胡风，怀疑胡风是国民党内线，胡风知道后，愤而辞去左联中所有职务。鲁迅对胡风很同情，认为穆木天不可靠，因为他曾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过脱离左联的声明。

　　这年底，鲁迅没收到左联内部油印小刊《文学生活》，胡风负责时，按时送给鲁迅，鲁迅每月支20元经费。鲁迅便问茅盾，茅盾也没收到。鲁迅忙托人借阅，里面是左联1934年工作报告。

　　作为左联盟主，居然看不到年度工作报告，鲁迅对田汉更加不满。1934年，国民党加强管制，内部刊物减少流通也属正常，但不知为何，未与鲁迅沟通。

　　1936年，左联行政书记徐懋庸发公开信指责鲁迅，令病中的鲁迅大怒，称徐“昏蛋”，在答信中，写下那段著名的话：“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外两个。”

　　鲁迅先生当然想不到，田汉后来竟因此而死。

　　■终于摆脱了林维中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13日，安娥乘船逃往南京，在船上邂逅田汉。后乘车逃往湖南，过浏阳时，安娥告诉田汉，他们的儿子还活着。田汉倍感惊喜，二人武汉再度同居。

　　1940年5月，田汉来到重庆，林维中带着两个儿子赶来，矛盾终于爆发，林维中多次在街上拦住田汉吵闹，田汉写了离婚信，要郭沫若转交给林，但郭怕闹出人命，私自把信扣下。田汉、安娥不得已避出重庆，1946年2月，应周恩来电召，田、安回重庆，林每晚必至安娥处骚扰。

　　1946年4月22日，田汉与安娥出席 “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座谈会。林维中在会场外的墙上和安娥的住处贴了许多传单，控诉田汉始乱终弃。田汉忍无可忍，答应一年内付给300万元“赡养费”，与林维中协议离婚。

　　1947年12月，田汉与安娥到台湾游览，林维中尾随而来，但田汉不辞而别，直接去阿里山等地旅游，林大怒，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公开信，辱骂田汉，4天后，该报又刊登了6位台湾大学生写的《致田汉夫人的信》，令田汉与安娥名誉扫地。

　　1949年后，田汉与安娥正式结婚。

　　■并未陷害吴祖光

　　1950年，安娥赴朝鲜采访，翌年回国，与作者通信讨论剧本，谈到朝鲜战场上有冻死人的情况，被定为“泄密”，两度检讨，因曾写《武训传》歌剧剧本，又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自我批判。

　　1957年，“反右”运动中，田汉参与批判吴祖光，1956年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发表谈话，并无出格之处，可讲话稿发表后，被冠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吴极为惊讶，传说是田汉定的标题，但据当事人张颖、屠岸回忆，此标题出自周扬之手。

　　吴祖光据此被定为“反革命右派”，吴祖光晚年撰文称，田汉当时也差点被划成“右派”，为了上岸，故意陷害别人。

　　其实，田汉并无此意，1961年，田汉曾对宗白华忏悔道：“我后悔呀！我真后悔！悔不该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批斗自己的同志。1957年批判吴祖光的时候，我也相信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田汉一生率直，加入创造社后，受“浪漫主义”蛊惑，将任性、粗疏误为张扬个性，将不拘小节误为破除虚伪，他曾在戏剧中借人物之口说：“生活欲不旺盛，烦闷也不能深刻。”可在动荡时代中，深刻的代价实在太沉重。

　　1966年，田汉被“专政”，据屠岸先生说，田汉有糖尿病，小便掉在地上，看管者要他趴着将其喝掉。1968年12月10日，田汉死于狱中。

　　安娥1956年12月因脑溢血而半身不遂，“文革”时房子被没收，只留一间西屋度日，1976年8月18日，逝于北京隆福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