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们简单从传统文化剖析了为什么许多人的爱总是伴随着某种物质化的倾向，由于“文化与心灵是相互塑造的”，（Mind and culture make each other up）
因而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把流行用语文化与传统文化一同放在代际创伤的层面来理解【物质化的爱】是非常有必要的，它通常表现为在心理与精神上回避、忽视与冷漠或虐待，但在物质上却可能给予帮助与照顾，个体可能会因此感到一种深刻的无望感，因为爱被限定在了一个狭窄且原始的表达通道内，无法扩展并延伸到精神和心理的层面，只有当个体感到饥饿、寒冷或受伤时，心理理解和需要才可能被部分回应，其情感需求的特征是对生理需求的被动投射。
下面我们将用一个幼童个案片段来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的观点：1月底，我见到了一位暂时住在亲戚家的学龄前幼童，年龄大致在4～5岁。在短暂来访的期间，她一句话都没有说，总是反复地提高电视动画片的音量（有时候是不小心的，有时又是刻意的。），紧接着遭到大人们的训斥和无奈的指责跟笑意才停下，他们说孩子“太不听话了，总是那么调皮捣蛋，跟大人对着干，怪不得她爸妈...（以下省略打骂词)”但我深知这种笑容并不包括那位孩子，她被这种看似活跃的气氛冷漠的排除在外，独自一人感到窒息。我的目光逐渐转向她，略带着些许好奇，第一时间就敏锐地想到:“这是她在吸引注意力吗？吸引其他大人的关注?”随着我的询问以及进一步的了解，最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创伤性事件:她在不久前看到了商店里的一个亮晶晶的小包，她求着闹着，要求妈妈购买。结果却遭到了家庭暴力，妈妈认为它太贵了，指责她不够节俭。我认为，这次最为彻底的拒绝和排斥直接让她与外界及他人的互动方式变为【物质化的，躯体化的确认，因为她始终无法感到安全，她内心深处的渴望是无处安放的，因为没有人理解她，所以她只能通过索求物质照顾来替代精神理解。】这是一种无声的询问:“我被抛弃了嘛？我还值得被爱吗？”因此，当事人才需要间歇性地制造各种麻烦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坏的关系总好过没有，被人遗弃的孩子才是最绝望和可怜的。当然，其他人在谈论这些创伤性事件及其体验的时候，也全都是笑。毕竟，家庭内部需要保持这样的氛围来维护最基本的表面上的和谐。虽然说这并不是什么正常的互动。在我得到的信息中，当事人经常以各种“无理取闹”的姿态来抗议，要求父母更多的物质照顾（不管是买新的玩具，还是买更贵的其他东西）我想，这真是个可怜的孩子，而我能做的也只有保持沉默，没有加入对她的那些“太调皮”的调侃，然后默默地把她记录下来。那个小女孩，她的依恋需要和矛盾地与【被拒绝】绑定在了一起，一方面，她渴望被人理解和看见，但其他人都看不见她的真实需要，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自己被拒绝跟训斥，（她所寻求的就是被大人们责骂，准确的说是体验责骂后的所带来的部分心理同调感的，那种一致性的体验，她通过破坏性行为来确认这样一个心理现实:我觉得我在捣乱，你们也这样觉得对吧?果然是这样！所以我的感觉是对的，我没有出错，你们也是还在看我的！)当她捣乱并被责骂时，她终于听到了回音。虽然那是愤怒的、训斥和指责的声音，但那是有温度的、实实在在的反馈。那一刻，她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终于“同步”了。因为她无法通过“眼神、语言、温情的互动”来获得满足，她只能退回到最原始的感官确认：巨大的音量、昂贵的玩具。对于一个长期处于不安全依恋中的个体来说，“不可预测的冷漠”是最致命的，而“可预测的惩罚”反而是安全的。因此，她的情感需求往往集中投射在行动化，躯体化的象征客体上。（比如，故意提高电视机的音量，无限制的索要更多的新玩具等等）通过各种“无理取闹，调皮捣蛋”来重复体验这种感觉才能缓解她的依恋焦虑，短暂的确认自己是还值得被爱的，从而感到一种另类的安全感。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当孩童过早地成为和应对外界所规范的样子，缺乏稳定的内在回应与反馈时，为了得到仅有的安全，会不断强化本就缺少的因生理需要得到满足或生理痛苦得到缓解所激发的情感同调和共鸣感，尽管这一反复强化的过程本身就有可能是不安全甚至是危险的。”并且，我们发现了【这种爱可能在现实中却并非爱的真实，而是爱的缺席与替代。】好的，那么【物质化的爱】与相亲婚恋市场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关于婚恋市场和相亲文化的历史和经济学类的分析已经被广泛且大量的讨论，其中不乏许多深刻的分析和结论，但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去理解这些社会文化和现象，以及背后所反映的潜在的心理问题跟创伤却是一个相对少见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顺着这个话题，通过婚恋市场和相亲文化来探讨物质化的爱在个体成年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并对当事人持续性地造成某些难以察觉的困扰。所谓“婚恋市场”，或者说“婚姻市场”，指的是传统相亲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所产生出来的新变化：个体在传统的“父母包办牵线搭桥”之外看起来还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决定权，从形式和程序上来说，相亲双方的交流变得更多，比如，当事人可以选择在线上聊天交换信息进行筛选，即便进入了正式的见面吃饭环节，也可以有考虑的时间和重新选择的权利。总之，相亲市场趋向于商业和投资谈判的运作形式是一个几乎不需要怀疑的事实，如果没有事先得知这是一场相亲会面，我们完全有可能会误以为这是某家公司正在咨询或招聘员工。“在一个商业化占统治地位以及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事实上是没有理由对下列事实抱有吃惊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
尽管弗洛姆所描述的是美国20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但这很显然是一个跨时代和文化的结论。我们同时也发现个体在婚恋市场中往往被简化为一系列特征的组合，比如，个体在身高、颜值、学历、工作、存款、资产状况和家庭背景等维度上被明码标价，而对于内在的心理需要和追求则不在需要首先考虑的位置，尽管这种选择的倾向性被认为是基于经济理性的决策。但这种看似合理的交流和选择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核心的假设：那就是【对方只有给我提供某些功能属性层面的价值才是好的，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亲密关系对象。】除了我们之前分析的典型“多喝热水”之外，一个比较新型的社交固定语是“情绪价值”，比如“ta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心理学的视角下， 原本互动中的emotion value是用来指代关系中情感共鸣的一致性体验。 它是需要互动双方（或者对方）高度共同参与，依赖于每一平等主体的交流，并且是创造和建构出来的。 这里的意思是情感共鸣像是一场即兴爵士乐表演。你吹一段小号，我接一段钢琴，旋律是在我们两个人的互动中跳跃出来的。没有你，这段音乐不存在；没有我，它也不完整。换句话说，是我们共同建构了这一刻的意义。 正如Lisa Feldman Barrett的情绪建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情绪需要有一个感知者才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因此，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同时也是这份价值的创造者和接受者。 真实，安全且有效的人际互动中往往并不存在某个单向性的情绪（提供-接收服务-享受)价值的关系，而是双方互相共鸣的结果。然而，在中文语境下，“情绪价值”往往被用于自己或对方单方面地提供了某种服务或付出性质的工作，它的意思和“顺着对方说话”的“顺从”很像。。这种语境下的“情绪价值”就变得奇怪了起来。 比如“ta给我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你没有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这些话语似乎暗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能够为我提供价值的对象才是好的。” 反过来说，这条原则在某些时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它像是一台自动贩卖机。其中一方投入“陪伴”或“金钱”，另一方吐出“情绪慰藉”。这里没有创造，只有预设好的功能输出与输入。 因此，这种语境下的情绪价值实际上是“情绪索取”。 这就很容易导向一个条件性的，目的性的，交易性的人际关系，有时甚至会演变成暴力和控制的理由，让整个人际互动过程变得不那么自然跟和谐，总是充斥着各种莫名的算计和古怪的交易。这种对情感需求理解的错位非常类似于个体早期对他人【意图位置】的理解。缺乏同理心和灵活性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意图位置，或者说目标导向模式（Teleological Mode）往往体现在当事人更可能倾向于认为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如物质和功能输出才是具有意义的行为动机，而内在的心理感受是无意义的、不存在的。
温尼科特认为，婴儿和幼童是通过母亲的眼睛来看到自己是谁的。如果在母亲的眼里自己是可爱的，ta就通过这种镜映和同调感受到了自己，但如果自己必须通过假性自体才能得到关注，那面镜子就有可能成为真实自我的囚笼。正如我们在【为什么许多人的爱总是仅以物质基础为表现形式...】一文中所说的：“代际间情感互动的物质化、躯体化的倾向，极有可能是养育者心智化能力的创伤性受损，导致他们只能被迫停留在“身体语言”的层面进行互动，因此，【用物质交换和关怀来维系关系是对情感识别和镜映断裂的补偿。】”因此，被禁止直接表达情感需求的个体在走向成年后，有可能无法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而是需要通过各种物质交换，情绪索取来有条件地获得关系中的认可和理解。至于心理意义上的情感和精神需要，以及其他潜在的心理需要则是滞后于物质和感官层面的那些可以直接量化的条件，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几乎被完全忽略了。这种模式的悲剧在于，它将复杂的心理体验和生活塌缩成了单维度的物理结果。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就曾观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现象：一些在物质照顾上无微不至、几乎完美的照料者，在情感互动的测试量表中竟然得分却是极低的。
缺乏情感同调的互动过程恰恰是心智化失败的典型——当爱被简化为一种逻辑指令和功能操作时，被照顾的一方在精神上其实是处于极度荒凉的真空之中。这也是斯特恩在《婴幼儿的人际世界》一书中的核心洞察和结论。那么，在其中一位照料者无法进行有效的情感互动时，个体是怎样从意图位置发展到更高级的心理位置的？发展心理学认为，婴儿在诞生后的几个月将会习得如何分辨自我和他者，并且“知道”自己是施事者，是行动的主体，可以通过一系列行为，例如爬行和抓取来对客体施加影响，发出声响来吸引照料者的注意力等等。在大约9个月大时，婴儿渐渐认识到他人是目的性的施事者，也就是说个体能够在心理上预期对方的行动是理性的，有目标的。第二年开始往后，婴儿才逐渐从意图位置发展到心智化，发现自己和他人的目的和行为可能也与心理状态相关，哪怕这种归因最开始并不准确。心智化促使个体能够构想和试图理解他人的信念、意图、感受、体验、想法、认知和计划等，从而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读跟预测。因而，我们所分析的假设情景。（如母婴之间病理性的施受虐二元关系）比如，当妈妈花了太多时间在幼童身上时，这时候那个父亲并不是在情感上完全隐身，在行动上毫无举措的工具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这就可能导致两个不同的情况:首先是当幼童被妈妈照料的无微不至（物质意义上的）的时候，这位丈夫和父亲没有良好的扮演自己在家庭中的第三方关系，没有以自己的言语去发出请求和交换。而是近乎无条件的重复或认同了妈妈:“你妈妈这样做也是为你好...”这样，那个充满施虐的二元关系就更加令人窒息和难以言喻了，因为家庭动力中的三角关系是严重缺失，甚至是不存在的，对于婴幼儿来说，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标准。那个充满物质化照顾的妈妈是绝对的，“爸爸”在心理层面只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妈妈”，这个家庭的情感核心依然是这个忽冷忽热，前后不一致，充满物质化照顾但没有情感同调的妈妈。当ta感到痛苦、恶心和想要被理解和同调时，因为妈妈是“对的”，那么我感到痛苦就一定是我很坏、我有病，于是心理躯体化的行动便可能因此产生，婴幼儿开始不断地向照料者索求物质照顾和付出，以换取仅存的心理安全和价值感。整个家庭的阴影都被埋藏在这种其乐融融的物质交换和照顾背后，逐渐演变成长期的创伤性体验。另一种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不能简单的说谁比谁更”好”，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心智化的可能:根据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对家暴者的统计调查以及分析和研究，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绝大多数家暴者都是家庭中的成年男性。这一点的直接原因是一般身体健全的成年男性的家暴者在物理意义上的确是更强大的，如更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实力，更大的力气，更高的身高以及父权制观念的影响等等因素，这让他们具备了主动发起家庭暴力的现实条件，所以在言语和行动上就有可能更具有能动性。反过来说，假如发起家暴的是幼童，那个家庭中在任何层面都较弱，甚至最弱的角色，那么ta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人们在物理意义上给制服，然后遭到训斥。因此，家庭争执和暴力发生的前提首先取决于“我可不可以”，而不是“我想不想”。当爸爸看见自己的伴侣整天就和自己的孩子黏在一块，程度到了一种很不自然的状态，他可能会感到愤怒，并表示:“你不能整天和ta待在一起，帮ta做太多事情，你这样会...”此刻，言语和行动上的争执强行打破了那个静态的二元关系，在生理和心理上筑起了一道限制的边界。它的出现强行把“妈妈”的注意力拉走了一部分，不论发起争执的理由是什么，是不利于幼童的独立，还是他本身就对于自己的伴侣有所不满，这一切都告诉了幼童，那个一直为自己好的，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妈妈”有可能是错的，至少不完全是对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还有另一种。【这里必须再强调一点，我们文中所说的“母亲，父亲”的意思都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照料者”，指代某种具体的心理功能或效果。它是一种基于病理性假设的模型或范式的虚构推理，用于帮助我们去理解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分析原因，而非直接用来诊断或攻击真实个体。】然而，如果家庭当中的三角关系是【不完全缺失的】，对幼童来说就是一种心理安全和状态上的反复震荡，因为更为接近真实家庭互动的一个合理推测是，上述两种假设情况是反复交替、不断上演的。在某些时候，家庭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和幸福，父亲会退缩到“妈妈这样做也是我为你好”的同盟中，似乎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只要幼童“认同”这种说法，那个其乐融融的表象就还能得到延续。但这种压抑是有极限的，因为爸爸不可能真的完全无条件地一直认同妈妈，他同时还有作为“丈夫”及其他的身份和角色，会与伴侣因各种原因产生冲突。这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幼童来说是极其撕裂的，前阵子，父母是一起审查、否定ta的同盟，没过多久，父母却又因为某些原因爆发争执甚至是家庭暴力。我们说，大量的母子间关系问题，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在情感上无能的，隐身的丈夫和父亲，他没能阻止这一切发生，既没能站出来安抚和帮助那个歇斯底里，忽冷忽热，施虐性的妈妈，又没有去镜映和理解那个受伤的幼童，似乎他唯一的作用就是近乎无条件的认同母亲的做法，甚至复制她的行为模式，认为“妈妈这是为你好”，以及赚钱养家。这里并不是指父亲完全没有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或者没有自己的行动，而是指他在涵容心智的情感方面是无能，退缩和隐身的，他做不到调谐母子间的依恋关系，甚至他自己和妻子间的关系就不和睦，而他在心理上作为父亲的功能的缺失，则会更加导致母子间关系的窒息。由于他在相亲市场及其文化里被视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工具人，只被赋予了“工作赚钱养家”的社会和心理期望，这一点几乎预示着重演他过往的经历和创伤，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情感荒漠的重现。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幼童将被迫选择在争执的双方做出选择，并与之建立脆弱的，临时的联盟，成为了家庭夫妻关系中那个调停和中间的角色，作为一种联结和纽带让“照料者被照料”。最终，一个在精神、情感和心理层面上都不能相互理解，只能退后一步转向物质、身体和生理层面的家庭情感荒漠就被我们简单呈现出来了。回避是接纳的对立面，而回避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
具体来说:情境性回避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你不久前才因为剧烈运动导致摔跤而受伤，你可能会避免任何形式的运动，对运动本身感到抗拒甚至害怕。它是外显的，直接的回避，可以被我们连接到具体的事件、情境和记忆中去组织和表征。
相比之下，经验性回避则是更加长期，隐蔽和复杂的。
当个体无法与特定的个人经历（如身体感觉、情绪、想法、经验，记忆、认知或行为等等）保持联系，并采取措施改变这些事件发生的形式或频率，以及引发这些事件的情境时，经验性回避就出现了。（Hayes，1999，p.58）
因此，当个体陷入经验性回避时，往往会采取一切措施避免谈论创伤性经历，从而避免与之相关的痛苦感受。尽管这类措施的所取得的成效很有可能是几乎没有的，因为过度的回避反而会促使那个内心中无法言喻的感受和体验转变为某种无所不在的禁忌。【我们一直反复提及的用基于物质化的照料或躯体化的行动来替代性地表达自身的情感需求的心理机制就是一种相当深刻且隐蔽的经验性回避，其功能和目的可能是为了回避更深层次的因无法实现情感同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我生活在一个充满压抑和冲突的家庭，但我的爸爸妈妈同时也很“爱”我，他们会给我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这些都是对我好的证明。因而，我们说在这种充满动态张力的家庭创伤中幸存下来的个体，只能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中找到物质化的爱，因为这至少提供了某种确定性和功能性。那么，我们该怎样超越“吃穿冷暖的问候”，真正的爱又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前面提到，缺乏灵活性和同理心是物质化的爱及其模式的主要特征。然而，真实的生活像一条河一样向前流动着，表面上看似庸碌琐碎，其实留在那儿的永远不是同样的水；它流动着，谁也不知道下一时刻将发生什么，但在这其中，却存在着期望、警觉、活力；在我看来，这就像生活总有瑕疵一样。因此，个体的生命轨迹总是不断向前运动，在开放与流动中去呈现并发展自己。“美好的生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存在的状态；它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终点。”
即便个体意识到自己对生活中的很多“事实”产生了怀疑，觉得它们只不过就是“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ta已经能这样来看待它们了: 当事人发觉了自己以前未曾留意的情感，既包括自己内在的情感体验，也包括来自外在的物理现实；既体验那些ta乐于接受的情感，也能接受那些ta先前害怕的情感。这种对自己的各种想法保持充分关注和觉察的反思性姿态，以及我们自己和生活中的流动性，本身就是可爱的。最后，我们引用《纸房子》里的主人公赵颖在经历完严重的家校暴力后的一段内心独白作为结尾:“疼痛已经让我无法再想更多的东西，我只是感到困惑。困惑他们为什么要带我回来。如果那么不喜欢我，把我扔在那里不就好了吗？我一直在试着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除了这里无处可去。我想要得到他们的注意和认可。我通过学习（考高分)，试过胡闹，可是都没有用。但他们也不恨我啊，他们会给我饭吃，会给我买我喜欢吃的枣糕，也会把我穿旧的裤子继续给赵子璇继续穿。我还记得刚到这个家时的恐惧，记得那一个只属于我的卧室，记得三个人去公园的下午，记得赵杰（爸爸)牵着我的、粗糙的手。记得张玉琴（后妈)把我手放在她鼓起来的肚子上的瞬间，记得赵子璇傻笑时漏出的小牙。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如果不喜欢我，为什么还要对我好？为什么好像在爱我，但同时又打我骂我、无视我？为什么不能彻底一点，把我当成纯粹的仇人一样对待？为什么要让我记得他们对我的好？为什么偏偏是我？”●我靠在地板上坐着，直到外面红色的天空变成黑色。
由于家庭代际创伤的传递与心智化能力在不同程度上的受损，当事人不得不通过物质化的情感与象征来反复确认爱，但这个过程注定是徒劳和令人迷惘的，个体最终往往只能从中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匮乏。因此，真正的爱首先在于对匮乏感的充分理解、接纳与超越。就像Peter fonagy所说的:“After all, it is for learning that we have been put on this planet. We are just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chines.”这里的“学习”，首先并不是指学习某种技能或知识，而是培养了一种不再复制和延续创伤的，爱的能力。这种流动的过程，使得她变成了一个越发灵活、变化、不断在学习过程中成长的，可爱的人。Richard A. Shweder (1991)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文中开篇“文化与心灵是相互塑造的”[Mind and culture make each other up]出处)
Erich Fromm (1956)
The Art of Loving. Harper & Row.
(文中关于商业化社会中爱情遵循商品市场原则的论述)
Lisa Feldman Barrett (2017)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情绪建构理论：情绪需要感知者共同参与并赋予意义)
Donald W. Winnicott (1967)
Mirror-role of Mother and Family in Child Development.
(镜映理论与假性自体：婴儿通过母亲的眼睛看到自己)
Daniel N. Stern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A View from Psychoanalysi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asic Books.
(《婴幼儿的人际世界》：关于照料者物质照料完美但情感同调缺失的临床观察)
Peter Fonagy et al. (2002)
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Other Press.
(目标导向模式/意图位置 [Teleological Mode]、心智化理论，以及结尾关于人类作为“学习与教学机器”的隐喻)
Steven C. Hayes, Kirk D. Strosahl, & Kelly G. Wilson (1999)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Behavior Change. Guilford Press.
(接纳承诺疗法关于“经验性回避” [Experiential Avoidance] 的定义与定义引用)
Carl R. Rogers (1961)
On Becoming a Person: A Therapist's View of Psychotherapy. Houghton Mifflin.
(《个体形成论》：人本主义心理学关于“美好生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存在的状态”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