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李某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被法院强制执行。为了不被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李某向热恋中的女友张某谎称朋友王某因为欠钱将被法院司法拘留，财产也被冻结，急需 5.3万元的“解除司法拘留保证金”，并告诉张某，王某还欠其10余万元借款未归还，只有帮他尽快获得人身自由，才能收回借款，且该笔“保证金”法院稍后会如数退还。
出于对男友的信任以及帮助其追回借款的想法，张某向李某转账了5.3万元。然而，所谓的“朋友王某”“法院保证金”均系李某虚构，李某收到5.3万元后，立刻偿还了自己所欠的债务。
此后，张某多次催促李某询问“王某”还钱及“保证金”退还进展，李某屡屡以“流程慢”“法官出差”等借口拖延。眼见谎言难圆，李某想到了一条“平账”邪路。一天，李某趁张某去卫生间没带手机之际，操作其微信向自己账号转账5万元，然后立即删除两人微信转账记录，并将5万元转给朋友肖某，让肖某帮忙取现。拿到现金后，李某将钱交还张某，谎称是法院退还的部分“保证金”。
张某拿到5万元现金后，对法院为何通过现金支付感到怀疑，很快便从微信账单中发现少了5万元，遂报警。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张某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且李某于2014年、2018年因盗窃罪分别获刑，2023年又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此次再犯，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综合其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仅认定李某构成盗窃罪，核心在于区分其前后行为的性质及案件指控范围。其一，关于后续5万元的行为定性：李某趁张某不备操作其微信转账，删除转账记录后谎称是法院退还的保证金，该行为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核心特征——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不被被害人发现的方式，单方面转移被害人财物，被害人对财物转移无感知、无意志参与，并非基于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物，完全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与诈骗罪需双方意志交互、被害人自愿处分财物的核心特征存在本质区别。其二，关于前期5.3万元的行为处理：李某虚构“朋友需保证金”骗取该笔款项，本质已构成诈骗罪，但结合案件审理情况，检察机关仅就后续5万元的盗窃行为提起公诉，法院遵循“不告不理”的刑事诉讼原则，仅对指控的盗窃罪进行审理裁判，故未对诈骗行为一并定罪处罚，并非否定该行为的违法性。综上，法院仅以盗窃罪对李某定罪，符合法律规定与刑事诉讼程序要求。
法院认定李某构成盗窃罪且属“数额巨大”，核心是结合行为特征与司法解释标准综合判定。一方面，“秘密窃取”特征成立：李某利用张某未携带手机的疏忽，擅自操作其微信转账，事后删除转账记录掩盖行为，主观上具有规避被害人发现的意图，客观上实施了秘密转移财物的行为，即便后续将现金交还张某并编造谎言，也不影响前期秘密窃取行为的定性，该行为契合电子支付场景下“秘密窃取”的司法认定标准。另一方面，数额达到“巨大”标准：根据盗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巨大”，各地可结合本地经济状况细化标准。本案中，李某盗窃金额为5万元，已远超“数额巨大”的最低标准，符合盗窃罪加重处罚的数额要件。综上，李某的行为完全满足盗窃罪的入罪及加重处罚条件，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认定李某构成累犯，严格遵循刑法关于累犯的法定构成要件，明确中间拘役刑罚的不影响性。其一，累犯的核心构成要件均满足：李某2014年、2018年先后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前罪均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此次犯盗窃罪，依法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系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符合累犯“前后罪均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间隔五年内”的核心要求。其二，中间拘役刑罚不阻断累犯成立：李某2023年因帮信罪被判处拘役，而累犯认定仅要求前后罪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中间实施的拘役刑罚，既不影响前罪“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定，也不阻断五年期限的计算，故该情节不影响累犯的成立。综上，李某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体现了对屡教不改、反复犯罪行为的严厉惩戒。
该案中，李某利用亲密关系和自身对司法流程的片面了解，精心编造了“垫付保证金即可快速追回欠款”这一看似合理且充满诱惑的谎言。情感关系不应成为放松财产安全的理由，大额钱款往来，理性判断和必要核验不可或缺。生活中，公众要警惕熟人利用虚构事实借款，在涉及钱款往来时，务必核实信息真伪，勿因情感关系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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