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真的更容易脱单吗？当“门当户对”的婚姻梯度遇上“先学业后婚恋”的生命历程，单身男博士的处境可能比想象更复杂。文章从婚姻策略的转型切入，带你看见他们在选择、风险与期待之间的博弈。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来阅读吧！朱镕君 安徽大学
《当代青年研究》2022第4期
书中自有颜如玉?
单身男博士的文化生产与婚恋策略
男博士的单身状态不是个体的理性选择,也并非社会规则的制约,而是文化生产背景下一种“布迪厄式”的婚恋策略｡这种婚恋策略以维持最大化的文化生产为目的,具体表现为:文化生产的风险性形成“躲避型”婚恋策略;文化生产的时空挤压形成“推迟型”婚恋策略;文化生产的资本优势形成“挑选型”婚恋策略;文化生产的成就感形成“遗忘型”婚恋策略｡男博士在学术场域中将单身作为婚恋策略与社会炼金术,将婚恋异化为工具性人生仪式与主体社会化过程,这无益于个体的身心健康与国家人口生育政策的实施。高知群体的单身问题一直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在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日益裹挟的背景下,常常以标签化的形式见诸各类媒体｡究其原因,学界主要倾向于从两种视角去解释｡其一,从婚姻梯度理论来看,受中国传统阶层内婚制影响,如将“门当户对”与“男高女低”等择偶要求作为衡量婚姻匹配的重要标准,同类婚现象仍是社会的主流｡高知群体由于拥有较高的学历,同类群体较少,择偶的范围受限｡虽然婚姻的匹配是衡量社会流动与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尺,但是婚姻的现实匹配还是遵循个体的经历与价值观的相似性｡[1]
其二,从生命历程理论看,婚恋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在什么时候结婚”看似是个体独立自主的决定,实则早已嵌入社会宏观结构与家庭生命轨迹的变化之中｡[2]中国社会特有的读书文化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尤其是影响个体的婚恋时间｡“先学业后婚恋”的生命历程轨迹导致个体保持较长时间的单身,高知群体的单身是社会时间与生命时间脱嵌[3]､文化生产的时间与社会时间脱轨而产生的现象或问题｡
作为高知群体的典型代表,博士生一般由于学业较重,是晚婚晚育的主要群体｡学界以往较多关注单身的女博士,而较少关注单身的男博士｡在婚姻梯度理论中,高学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婚姻机会,[4]但实际上,高学历男性在婚恋选择中可能有更多的风险,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俗话说“女嫁错毁一生,男娶错毁三代”｡本文聚焦单身男博士,他们是文化资本金字塔中的顶层群体,其婚恋策略有何不同?他们是由于自身过于优秀而单身,还是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
从家庭到个体:
当代婚姻策略主体转型的实践叙事
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日益裹挟社会科学研究的背景下,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创造性地使用“资本”“惯习”“场域”和“策略”等概念构筑其理论大厦,探索破除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难题｡布迪厄认为,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使对实践领域的认识简单化,导致难以认清客观的社会现实｡布迪厄在对贝亚恩地区农民婚姻现象的研究中直接与结构主义割裂开来,后者将婚姻现象当作结构性的规则交换,而布迪厄通过实地调研证明婚姻是策略运作的产物｡布迪厄采用“策略”这一概念,是为了摆脱结构主义预先假定的排除行动者行为的手段｡[5]
婚姻策略是围绕家族财产继承和土地继承而实施的婚配运作模式,其中也会影响生殖策略与教育策略｡[6]同时婚姻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交换在家庭婚姻史中所占的地位,目的是获取家庭物质资本与象征资本的最大化,是一种“游戏”场的结果｡[7]总的来看,婚姻策略是一种围绕家族利益最大化而开展的复杂博弈,并不单是基于理性的交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策略与布迪厄笔下贝亚恩人的婚姻策略不谋而合｡费孝通认为,在乡土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男女婚姻结合不是基于情感,而是为了壮大门楣,以此实现家庭的社会再生产｡[8]家庭作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力组织,代际合力与夫妻合力才能实现家庭的最大化生产与本体性安全｡随着现代化力量的侵入,现代婚姻观念使婚姻选择跳出传统家庭主义婚姻策略的影响,子代的婚姻逐渐与父代所主导的原生家庭婚姻策略分离,家庭的再生产功能在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两性的情感相融｡在这种背景下,婚姻缔结成为个体､家庭与社会相互博弈的过程｡
对当代中国社会婚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化意识觉醒后婚姻策略主体的改变,即由家庭转向个体｡其中,就个体化婚恋策略的研究来看,主要侧重于从弱代际关系与实用性两个角度来展开｡
一是弱代际关系｡年轻人的个体化婚姻策略来自被释放的利益和情感追求,[9]使婚姻策略分化为恋爱策略与婚姻策略两部分,促使婚姻策略向婚恋策略转变｡具体表现为,子代负责谈恋爱､确定结婚对象,父代则负责婚礼花费,不同代际的主体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与责任｡[10]这种婚恋策略使家庭在婚恋实践中更具灵活性,婚恋个体更具能动性,不仅体现出男女双方家庭在婚姻实践中的策略性,也体现出子代与父代在其中的策略性分工｡
婚姻不仅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博弈,也是两代人之间的博弈｡阎云翔对下岬村的实地研究发现,年轻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已将彩礼由两个家庭的交换变为年轻夫妇所独有｡[11]虽然子代的婚姻仍然作为家庭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但婚姻资源的竞争与家庭的核心化趋势､“新三代家庭”的发展都重塑了家庭代际关系与伦理责任｡婚姻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家庭关系与家庭权力模式的体现,[12]个体化婚恋策略体现出子代家庭权力地位的上升｡年轻人在运用婚姻策略的过程中,倾向于为自己婚后的“小家庭”考虑更多,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代际伦理责任｡
二是实用性｡由于打工经济的兴起与生育观念的转变,新婚夫妇不再依赖传统的分家和土地耕作来维持生计与家庭再生产｡在这种背景下,婚恋策略更具实用性,失去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宗族观念与婚姻伦理的束缚｡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建构家庭,[13]个体的利益诉求而非家庭利益成为主导婚恋态势的重要因素｡[14]另外,由于性别比例失衡与人口流动,传统的通婚圈结构被打破,为了增加结婚机会,未婚者被迫降低择偶标准,采取婚配有婚史者､残疾者或入赘等婚姻策略｡[15][16]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婚姻稳定,年轻人开始在婚前尝试婚姻生活,试验性地投入恋爱与性关系,呈现出保持开放､持续考察､精算资本等特征｡[17]
已有研究较多从社会转型的宏大叙事中阐述个体化婚姻策略的转变,较少关注生命历程中重大事件对个体婚恋策略的影响,特别是对婚姻策略选择中的主体性关注不足｡同时,以往研究过多关注婚姻策略,而忽视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恋爱策略,实际上这两者是耦合一体的｡本文以单身在读男博士作为研究群体,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出发,研究读博过程中的文化生产对个体婚恋策略的形塑｡读博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会影响个体一生的发展,尤其是婚恋的规划及策略的运用｡
研究方法
本文用婚恋策略替代婚姻策略,即恋爱与婚姻相互糅合的一种策略方式｡主要采取质性访谈的方法,选取A大学为田野点,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对A大学20名单身男博士进行深度访谈,获取他们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婚恋策略与选择,深入剖析他们单身的原因及其背后形成的文化生产机制｡被访谈的单身男博士年龄在25~30岁,其中人文社会科学9人,理工科11人,单身时间在三年以上的8人,两至三年的7人,一至两年的3人,一年以内的2人｡被访谈者的编号为L(S)-A-B,L代表文科,S代表理工科,A代表访谈顺序编号,B代表单身时间,单位为年｡每人的访谈时间几乎都在一小时以上｡
翟学伟将婚姻分为爱情婚姻与缘分婚姻,前者侧重于男女双方基于内在的吸引力和情感而建构的亲密关系,后者侧重于因外在的社会条件而结合的亲密关系｡前者延续机制在于做加法,后者维系机制在于做减法｡[18]婚姻产生的亲密关系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这种内在的差异性能更好地解释婚姻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婚恋策略也是如此,单身的男博士群体,在单身的原因与机制上不尽相同,研究他们的婚恋策略,需要深入挖掘每一个体所在的场域及其与惯习之间的联系｡
学术与爱情:
男博士的文化生产与单身叙事
文化生产是指单身男博士努力学习､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布迪厄认为,作为体制化的文化资本,表征着个体的文化资本等级｡体制化文化资本的获取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而资本是镶嵌在个体身上的结构性禀赋,文化资本生产往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博士生作为攻读最高等级的体制化文化资本的群体,是学校场域中文化生产的最顶层｡
威利斯(Paul Willis)的研究指出,工人阶级子弟在制造反学校文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进行文化生产,这种文化生产是指满足个体主体性的文化创造过程｡[19]作为以学术文化生产为业的群体,本文的文化生产不仅是指男博士积累和创造的文化资本,也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关于婚恋的价值观与认知｡
(一)文化生产的风险性形成“躲避型”婚恋策略
文化生产的风险性,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进而影响学业过程｡韦伯认为,对于将学术作为精神志业的人来说,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其成功需要灵感､热情和机遇｡[20]相对于韦伯笔下的“学术生涯”,博士生的常规学习时间一般是三至四年,作为象牙塔里的大龄青年,博士生的冒险程度可见一斑｡已有研究表明,学业类､经济类和职业发展类事件是发生频率最高､影响程度最大的三类压力源｡[21]
学术成果能否顺利产出是关乎学业成败的重要事件,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源｡正如访谈对象S-3-2所言:“现在毕业都遥遥无期,没有文章哪有精力去想恋爱?恋爱都是奢侈品｡即使达到毕业条件,也还想要多发论文,以便找工作时更有优势｡”
风险性来源于博士生在学术场域中缺乏熟练驾驭“游戏”的资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吉登斯在研究风险社会中提到,风险社会带来本体性安全与生活政治,个体需要在生活中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如今读博已经演变为一场“精神赌博”,[22]而单身只是这场博弈过程中的牺牲品｡2017年全国博士生离校调查数据显示,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为39.68%｡在延期群体中,48.15%的平均延期时间为一年｡[23]
特别是一些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加剧了博士延期毕业的概率｡同时,受制于诸如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学校封闭状态,很多博士生无法回学校做实验,只能处于高压力的持续状态｡在学业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影响下,个体也就无法确定自身的择业与未来规划,进而无法确定自己的发展定位与阶层｡所以对待爱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高,往往呈现出“躲避型”的婚恋策略｡
在访谈中发现,许多单身男博士都将单身作为能够顺利毕业的充分条件｡“以前上中学时,老师和家长都禁止早恋｡现在读了博士,父母让谈恋爱我都不想谈､不敢谈｡现在每天盯着实验室的数据都已经力不从心了｡”(S-5-5)
社会转型形塑的“晚婚”这一社会事实,也为单身男博士提供了一种社会“安全阀”,即晚婚本身就是社会常态,社会的价值观普遍接受晚婚｡男博士不但接受晚婚,还接受晚恋｡他们中有许多将“毕业后再相亲恋爱”作为自己婚恋的兜底保障｡“我是能够接受晚婚的,谈恋爱晚点也没关系,没有学术成果带来的恐惧感与无望感远比没有女朋友大得多｡”(L-5-2)
(二)文化生产的时空挤压形成“推迟型”婚恋策略
个体要想在所在领域取得成绩,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高度利用时间与空间,使之高度理性化,符合社会竞争的需求｡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发展,系统理性会导致个人的理性,并将系统理性传导至普通人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作为在社会上竞争较为激烈的领域,科研竞争一向是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基础性条件,其竞争压力不言而喻｡
同时,高校的行政指令将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学术生产中,并给青年学者施加时间压力｡[24]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研究需要个体将时间与空间高度理性化,沦为“学术打工人”,遵循“学术‘996’工作模式”｡“我一般早上五点半起床写文章和修改文章,上午读论文和写作,下午读书和写作,晚上还要做导师的项目,一般晚上十一点睡觉,根本没时间去认识女生和找女生微信聊天｡”(L-1-4)
文化生产的时间主要是论文发表时间与学制时间,而传统的婚恋时间则是生物时间与社会时间,这两种时间相互脱嵌,鱼和熊掌难以兼得｡博士生是学术界科研的生力军,为其导师和研究团队承担着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要面对各种科层制工作的考核｡“即使能顺利完成学业,但是谈恋爱也是没时间｡实验室教师､导师会布置各种任务,学院还有各种考核,三年的时间太短,从入学到提交毕业论文查重,中间只有两年半的时间｡”(S-8-2)
现如今,博士毕业求职也主要以科研成果为依据,这直接关乎入职待遇和安家费｡即使能顺利完成科研成果,但为了就业中有足够的竞争优势,必须继续沉下心来多出成果｡“我们毕业要求发两篇核心,但其实我们院长都说发两篇找工作都困难,除非是去二､三线城市的一些小学校｡谁读了博士还想去小地方呢?现在大城市找工作内卷得厉害｡”(L-2-2)过度教育通过情感控制､意志控制､判断控制等三方面影响青年的认知与行为,造成过度单身现象｡[25]研究表明,未婚群体更倾向于通过博士学习来延缓就业,以期进入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26]
除此之外,空间带来的挤压也是单身的重要因素,交往圈子小导致社会空间范围小,许多博士生活在“三点一线”的模式中,看文献､做实验､写论文,每天往返于实验室､食堂､宿舍之间,根本没有机会谈恋爱｡“我连隔壁宿舍是哪个学院的都不知道,大家都是早出晚归｡我室友这学期要去校外的实验室,每天光通勤时间就要两个小时｡现在每天接触最多的异性就是食堂阿姨和宿管阿姨｡实验室都是男的,圈子太小,又没时间扩大圈子｡”(S-2-3)“总不能在自习室谈恋爱吧?网上那种学霸情侣一起读博发核心的鸡汤励志故事能有几个?大部分都单着吧,没时间恋爱｡我们专业有5个博士,4个单身,还有一个是大学教师,人家早就结婚了｡”(L-5-2)
(三)文化生产的资本优势形成“挑选型”婚恋策略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婚姻观念与择偶标准也在变革与提升,所以产生晚婚的现象｡研究表明,高学历男性从教育同质婚中获得的好处远多于女性｡[27]传统的“阶层内婚制”在当今社会依然发挥作用,“门当户对”的内涵不仅是原生家庭的阶层相似性,更在于个体资质条件的相匹配｡
如古德(William J. Goode)所言,“所有的求爱体系都是市场或者交换系统”,[28]“婚姻交换”的成立取决于双方之间特征的相似性或可替代性｡[29]
在访谈中发现,许多博士生表示,单身的原因是没遇到合适的｡何为“合适的”?即一个与之各方面条件相匹配的对象,包括家庭背景相似,学历､长相等外在条件相互吸引｡对于男博士来说,文化生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升婚姻资本的过程,[30]也是潜在增加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提升社会阶层地位的过程｡即使到毕业时还单身,但这种高学历单身往往被社会认可,在婚姻市场中具有优势｡“我家里也给我安排相亲,但是我都觉得不适合,我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毕竟作为博士,以后毕业去高校当教师,找对象还是不用愁的｡”(L-3-1)
男博士选择学习而不是恋爱,这具有很强的文化生产动力,而这种动力则来源于文化资本对婚姻的增值效应｡我国古代就有“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劝学良言,婚姻市场存在显著正向的教育回报率｡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匹配到高教育水平对象的概率也越高,[31]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同质婚,夫妻婚姻满意度越高｡[32]西方的研究表明,婚姻市场最好被描述为配偶双方基于文化相似性渴望亲密关系的配对,而不是任何资源都可以交换的广义交换｡[33]
国内的研究同样认为,在高学历群体的婚姻匹配中,同类婚配只体现在他们的教育上,而不是出身上｡[34]在这种背景下,当代社会女性的独立使女性看待男性的方式在逐渐改变,迫使男性重塑自己的择偶观,[35]他们不得不努力提升自己以与女性相配｡“只有努力学习提升自己,你喜欢的女生才愿意跟你在一起,有句话说‘你若盛开,清风自来’｡”(L-6-5)
随着时代的发展,亲密关系已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方式｡[36]在这种背景下,婚恋俨然成为一种工具性策略,教育与婚姻是个体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单身者将婚姻内化为阶层稳定的重要途径,为了不让自己的阶层向下流动,只单纯地努力学习还不够,还要有婚姻作为另一重保障｡“我以后要找一个和我的家境和学历差不多的,这样我和她的生活才会更好｡”(L-3-1)
(四)文化生产的成就感形成“遗忘型”婚恋策略
布迪厄认为,不同场域内具有不同的惯习,惯习只有在一定的场域中发挥作用,而惯习来源于资本的作用｡男博士在学术场域中,最大的惯习就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即是文化生产的过程,能增加个体在学术场域中的竞争,让个体在学术场域中获得足够的资本优势｡在学术场域中,学术成果能够带来很强的成就感｡但是在男女双方的婚恋实践中,这些却显示不出任何优势,尤其是学术化的思维与惯习在男女交往过程中甚至显得格格不入｡
“整天被导师灌输,又处于同学之间学习竞争的氛围下,学习比恋爱重要得多,哪还想去谈恋爱?挣钱最重要,学习好能拿各种奖学金｡”(L-7-3)男博士对学术场域中单身身份的认同进一步促使他们保持单身,继续禁欲苦行的努力学习｡“‘哪个人发论文了’很快就会在聊天群里流转,那种成就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羡慕你｡但是谁脱单了,大家只是单纯吃个瓜,毕竟分手现象太普遍,而论文是终生的｡”(S-4-5)
“遗忘型”婚恋策略在学术场域中弱化婚恋需求,延长婚恋的社会化时间｡在相对封闭的学术场域中,个体的正常社会化行为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参与学术竞争的文化生产｡“做学问需要坐得住,只要沉下心来付出,总会有回报的｡我们专业的学长每天很刻苦,发了论文拿了国奖,这就是回报｡”(L-1-4)
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带来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相似的,男博士的禁欲苦行同样带来文化资本的积累｡男博士将爱情遗忘在脑后,“遗忘型”婚恋策略于个体所在的场域形成一种独特的婚恋氛围,文化生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逐渐降低男博士对婚恋的需求｡“我觉得自己还不到着急恋爱结婚的时候,如果已经工作就绝对会着急的｡现在毕竟还在上学,还可以不用想恋爱结婚……”(S-3-2)
单身:男博士的社会炼金术
用单身换来的不仅是文化资本的积累,也借此试探婚姻与阶层｡对于男博士而言,单身不仅能够使个体有足够的精力去从事文化生产,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还可以让自己在婚恋市场与社会阶层中增值｡正如布迪厄所言,文化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炼金术”,能够将作为象征资本的文化资本转化为能够带来实际物质利益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
(一)单身者的洞察:教育与阶层
文化生产的实践,其功能在于洞察或看透文化生产者自身的生存状态,从他们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与行动,以及可能的制约与条件｡[37]“洞察”是威利斯在研究中产阶级青少年制造校园亚文化时使用的概念,是指个体能够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位置,进而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
单身男博士在文化生产过程中,也在不断洞察他们在学术场域及婚姻市场中的位置｡他们虽然拥有较高的学历,在婚姻市场中有较高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取决于自己能否顺利毕业｡如果要在学术场域中立足,必须有足够的精力在学术场域中进行文化生产｡婚恋作为学术场域外的需求,不足以让男博士放弃在学术场域中的竞争和资本积累｡男博士通过单身来洞察教育与阶层,做出最利于自己“更好未来”的决断与行动｡
(二)单身者的文化生产力:资本积累与社会炼金术
从外部条件看,文化生产力需要学术资源平台､团队综合能力等;从内在因素看,则取决于个体的时间分配､兴趣和勤奋程度等｡单身男博士会将时间和兴趣更多放在科研与未来的规划设计上,不必受恋爱或婚姻的束缚｡单身帮助男博士在有限的时间内投入学业并最大化地产出科研成果,使他们积累文化资本,以便在就业市场中占据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
正如《单身社会》中所言,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令人们可以将注意力更集中于自身｡[38]文化生产延长了男博士社会化再生产的时间,他们将恋爱与婚姻看作社会化的自我再生产｡
结论与讨论
布迪厄指出,贝亚恩人的婚姻策略是为了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而本研究发现,单身男博士的婚恋策略是为了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文化生产｡对于贝亚恩人而言,婚姻策略是家庭成员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集体参与博弈的策略;而对于男博士来说,婚恋策略是根据自己对群体与社会的观察形成的个体化策略｡单身是男博士的一种婚恋策略,也是一种特殊的婚恋状态｡
个体通过单身可以洞察教育与阶层,通过积累文化资本换取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婚姻市场中积攒优势｡男博士的单身状态,是在学术场域的文化生产中形塑的一种特殊惯习,这种惯习是一种再生产策略,旨在帮助自己进行文化生产与阶层再生产或者实现社会流动｡或许对于男博士而言,爱情与婚姻只是文化生产的附属品,爱情与婚姻所蕴含的亲密关系属性在逐渐降低,他们更看重市场价值与阶层匹配｡
从生命历程与人生任务的重要事件角度来看,男博士的单身与晚婚会对其婚姻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影响｡[39]晚婚的后果也会使个体面临赡养父母与抚育子女的双重照料压力｡在国家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发展的背景下,男博士群体的单身与晚婚晚育显然有违国家宏观政策目标｡单身不仅仅是个体的一种特殊婚恋状态,“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40]
随着社会的转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训仍然具有时代价值,读书仍然可以作为布迪厄笔下的社会炼金术,但“颜如玉”的社会意涵已在悄然发生改变｡因此,高校应重视博士生的生活关怀,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适当延长培养周期或给予毕业时间一定的弹性选择,使单身男博士兼顾学术发展与婚恋家庭,更好地发挥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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