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孔敬:我和朱德熙的恋爱故事

父亲派我送朱先生到陆家营去。时间是1941年冬天。

那几年日本飞机时常到昆明来轰炸，很多人家都疏散到了郊区。我们家疏散在陆家营。陆家营在昆明西南郊，离城约十七八里。德熙到我们家是来当家庭教师的，主要是教我的弟弟孔先。

干吗要派我送朱先生呢！我跟他又不认识！我觉得很别扭，不自在。我不说话。东张西望看风景。倒是德熙先开了口：“我该叫你什么呢？”

“就叫我何孔敬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一句普通的，忘不了的话。

十七八里，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听到鸡叫，陆家营到了。

昆明的冬天一点都不冷。十七八里竟走得我浑身是汗。我看了看德熙，额头上亮晶晶的，他大概也很热。

德熙那天穿了灰色的长袍，围了浅灰色的围巾，拎着一袋书，揿着头，不时用手指掠掠浓密的头发，手里拄着一根棕竹手杖。手杖只是个装饰品，拄着好玩而已。德熙那时还很年轻，用不着拄手杖助步。西南联大的师生很多是拄手杖的。这是一时风气。我觉得这位“先生”很潇洒，且有一种风度。

朱先生到我家来当家庭教师，是我在夜校实习班的洪老师推荐的。夜校的老师很多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母亲把朱先生接进家里。孔先向先生行礼，他们算是师生了。

德熙和我一家人都相处得很好。他为人随和，不挑剔，从来不提什么要求。我母亲尤其喜欢他，说：“德熙人缘好。”

我还在城里读书，星期六才回陆家营。

我还是老脾气，见了生人很拘谨，很腼腆，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只有遇到一道几何难题，急得搔耳挠腮，才硬着头皮向德熙请教。

后来渐渐熟了。

有时我们到田野里去走走，坐在高高的田埂上纵目眺望。昆明的天气真是“秋尽江南草未凋”，到处都还开着野花，不时有不知名的小鸟飞鸣而过。我们每回都作一些漫无边际的闲话。

德熙问我课外看什么书，看不看翻译小说。我说：“看，记不住，尤其是外国人的名字，那么长！”――“那是你看少了，不习惯。”

我说我受的教育不连贯。小学上的是教会学校，又是插班生。后来初中、高中，功课越来越深，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赶不上，很愁。德熙说：“我可以教你，愁什么！”

昆明冬天的太阳晒得我们很暖和。

德熙讲解真是清楚。常常一道题，我在五里雾中乱转，德熙三言两语，就顿时使我豁然开朗，明白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

我很奇怪，他是中文系的，为什么理科也是这样好呢？德熙说：“我原来对物理有兴趣，后来对古文产生兴趣，才转了系。”――“古文字？我们语文书里提到象形文字，是不是一回事？”――“你有兴趣，可以到我那里来看看。”

陆家营有一座小桥。德熙住在桥东，我母亲住在桥西。德熙每天过桥来吃饭。我从来没到他屋里去过。楼上楼下住着我的一些伙伴，我怕他们散布流言蜚语。那年德熙二十一，我比他小四岁。

我决定跟德熙到他的住处去看看。

他写了很多战国文字，到处都是。这对我简直是天书。他让我坐在桌边看这些不可思议的字，说：“你看这个字多美！要知道一个字的来龙去脉，得做很多考证，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德熙后来在古文字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他说：“我在联大的时候，并没有想做一个什么人，只是兴之所在，刻苦钻研。”他的好朋友汪曾祺在《怀念德熙》文中说德熙的治学完全是超功利的。这一点我知道得最清楚，也知道得最早。

沉在学术里，忘记了这个世界，也忘记了自己，德熙的形象印进了我的心，怎么拂也拂不去。

德熙每星期进城一次，听听课，办一点自己的事，其余时间都是在陆家营度过的。他在陆家营住了两年，和我们像一家人了。

1943年以后，德熙搬进了城。在文林街地藏寺巷租了一间屋子，在楼上。我隔一段时间去看看他。我去了，他就提了一个有铜提手的直筒形的瓷茶壶去灌一壶水，买几个烧饼。我们就喝清茶，啃烧饼。烧饼很好吃。德熙的同学一见德熙出来灌水，就知道：何孔敬来了。他们就不来打扰。我们的关系在德熙的朋友当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德熙表示愿意和我一同生活，等待我的回答。

我把我的心事和母亲说了，母亲同意。父亲反对。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把我许给了他的一个朋友当儿媳，他觉得退了亲，面子上不好看。我的婚事在我们家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坚决要退了那门亲事，和德熙结婚。父亲终于同意了，我毕竟是他唯一的女儿呀。我一生做事还没有一次这样的有决断。父亲请联大中文系教授唐兰、物理系教授王竹溪来见了面（他大概觉得这样才是“明媒正娶”），又接到德熙母亲的亲笔信，同意德熙和我结婚，事情就算定了。

父亲不同意“一切从简”，他要用传统方式操办婚礼。布置了一个喜堂，摆了几桌酒席。正面案子上放着唐兰先生送我们的一幅字。王竹溪先生作为男方家长代表主婚（王先生是德熙的舅舅彭桓武在清华的同窗好友，也是德熙的物理老师）。来了很多客人，父亲的同乡、朋友，德熙的同学，喜气洋洋。祖母和母亲乐得合不上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