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婚恋:婚姻与价值观之关系

婚姻与价值观之关系

我在《物质与安全感》一文中曾举例：某自称言情小说作家的女士在电视相亲节目上声称，物质是爱情的基础、婚姻的保证。我老人家虽然智商不高，但也能理解该女士这话的意思：有了大笔的钞票，就可以买房买车，买一切想买的奢侈品，可以过上幸福生活，而婚姻也就像固若金汤的城堡，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进不来，才有安全感。此女士曾受到主持人的激烈反驳，且在网上被许多人称作“物质女”。

该女士的说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观点，很有时代性。而她这么说，也并非没有道理。鲁迅先生在其小说《伤逝》中就称“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意思是物质是爱情的基础，如果吃了上顿愁下顿，整天为生存奔波劳碌，肚子都混不饱，哪里还有心思去谈什么爱情？别说没心思谈情说爱，连个愿意演爱情对手戏的角色都没人愿意当也。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为了爱把两卷铺盖合于一床，后来终于因生存的压力与生活的“俗化”致使爱情灰飞烟灭而卷起铺盖，各奔前程。

我细读鲁迅这篇小说，觉得虽然文笔优美如诗，但先生只是在表达一种概念，一种观点。根据小说中的叙述，子君与她所爱的人同居之后，并没有嫌恶经济的困窘，而是失去了先前的理想，在涓生看来，变得庸俗了。而涓生则是为了减轻生存的压力，出于自私而抛弃了子君。根据子君这个人物的变化可以推断，即使两人有了物质基础，爱情也照样会消逝。对子君心生厌倦的涓生，也照样会对她说：“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对子君变化的描写，未免偏离了小说的主题。如果子君因生活的窘迫而不断埋怨或讥刺涓生，导致爱情的消逝，才与主题统一。

在鲁迅的大作问世之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已经横空出世，轰动西方，且对中国的女权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娜拉的丈夫海茂尔是银行经理，放在中国当下，身为银行经理的人，让他的女人坐在宝马或凯蒂拉克里哭，或是躺在豪华别墅里笑，都不在话下，故娜拉出走，并非因为生存的压力。易卜生的大作，对于那位认为物质可以使婚姻有安全感的言情小说作家而言，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桑榆先生认为，爱情与婚姻，固然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物质基础并非婚姻的保证。而价值观，才是能使男女双方有安全感的一大要素。

说爱情，无论未婚还是已婚的成年男女都懂，恋爱过的男女都知道那是啥滋味。说到价值观，未免令人头大，甚至不由得联想到广播电视里经常喊，报纸上经常印的某些大道理，以为与某种意识形态有关。比如西方与东方人的价值观，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价值观，大陆人与香港人的价值观，等等，听起来云山雾罩，难以弄清孰是孰非。并且可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很难留存于大脑。

对于“价值观”，海外有不少学者下大力气，专门调查研究，并提出种种观点，乃至形成某种理论体系，非长篇大论难以尽述。而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也多元纷陈。简言之，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以及人的种种言行乃至理想追求的看法，是人们追求种种理想与目标或具体处理某事的心理基础。从大处而言，我们在选择从事某项工作或事业，以及某个重要行动之前，会事先判断值不值得；从小处而言，我们在从事社会交往、娱乐休闲乃至对客观事物表示态度时，会事先判断其有用没用以及美丑善恶是非。这些判断，都源自于我们的价值观。

价值观在婚姻中常有体现，夫妻俩若价值观相同，则可以相互支持、同甘共苦，视崎路为坦途，再大的打击也能共同承受，再大的磨难也能共同度过。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不少有才识，重名节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相约弃官，隐居山林。后来，刘秀光复汉室，是为东汉。刘秀干上皇帝之后，想请这些有才学有气节的“逸民”出山，辅佐他治理天下。不料有些人却拒绝为他打工。其中最为著名的人士就有严光、周党和王霸。隐居于深山老林，既没有退休金可以养老，也没有低保可吃，只能靠自耕自种解决温饱。

至于严光、周党二老的太太，对他们拒不出山做官，硬要在在荒野山村过贫贱无敌的生活是何态度，史无所载，而王霸的太太，对丈夫的抉择态度如何，却载入史册。

《后汉书·王霸传》载：王霸于王莽篡位后，弃官不做，也不与官宦交往，“隐居守志，茅屋蓬户”，朝廷多次征召他去做官，他都不买账。而妻子也“美其志行”。所谓“美其志行”，当然是对他的志气节操十分赞赏，而不是牢骚满腹，怨言满口，骂他傻鸟。

后来，王霸的朋友令狐子伯做了楚国的相国，其子也在太原做官，子伯便命儿子给王霸送一封信，表示问候。其子来到王霸隐居的山野小村，服饰华贵，车马成队。王霸的儿子正在地里耕种，听说有客来，急忙丢下农具，回家看望。他见来客护从成队，派头十足，竟沮丧羞愧，不敢仰视。王霸见状，也不禁面有愧色。

客人走后，王霸思前想后，觉得对不起儿子，便唉声叹气，长卧不起。妻子感到奇怪，便问他怎么回事，他起先吞吞吐吐，妻子向他请罪，说自己犯了错误，他才说：“我见子伯的儿子仪容服饰很是光彩，而我的儿子却头发蓬乱，牙齿又黄又乱，不知礼节规矩，见了客人头都不敢抬，心中不禁难过。我一直觉得子伯的学问、才干、名望远不如我，今天看到了他的儿子，才觉得我不该拒绝朝廷的征召，不去做官，害得你和儿子跟着我受苦。”

不料妻子却说：“你早年修持清正的节操，不慕富贵利禄，现在怎么又跟子伯相比，他的显贵哪里能比得上你的高尚？你为何忘记自己的宿志，反而因为儿女而感到惭愧呢？”

王霸于是破愁为笑，从此两人更加相爱，终身隐居山林。

明末与柳如是、李香君等并称“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不但美艳绝伦，而且是个才女，能诗善画，且擅抚琴，堪称才色双绝。她十九岁结识“明末四公子”冒辟疆，后嫁给冒为侧室。一年后，清军南下，江南一带遭遇战火，冒辟疆一家虽然逃得性命，但家财尽失于战火，返回故乡后度日维艰。

但董小宛却毫无怨言，与冒辟疆相爱如初。因冒妻体弱多病，她便操持家务，精打细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冒辟疆患病，她悉心照料。一次是患疟疾并发痢疾，疟疾发作时寒热交加，加上腹泻腹痛，离不开人照顾，她便在他的床前铺一领破席，睡在一侧，丈夫一有动静，她立即起来察看。冒辟疆疟疾初发作，浑身怕冷颤抖，她便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等高烧过后，她又为他擦身。腹痛时为他按揉，腹泻时为他端盆，从无厌倦之色。

五个月后，冒辟疆的病情终于好转，而她已是骨瘦如柴，犹如大病一场。后来冒辟疆又病了两次，一次是胃出血，她在酷暑中熬药煎汤，伺候了两个多月；一次是背上生疽，不能仰卧，她就夜夜抱着他，让他靠在自己身上睡觉，而她则坐着睡觉达百日之久。明亡后，冒辟疆以明遗民自视，多次拒绝清廷的征召，隐居不仕，董小宛对他不事二君的气节深表赞赏，甘愿和他一起过贫穷的生活。

王霸妻与董小宛为何有这般表现，盖她们与老公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在王霸妻看来，才学、名誉、节操，比闹个官干有价值得多，故“美其志行”，心甘情愿地与老公隐居山林，过虽然艰苦但却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于董小宛来说，也是如此。凭董小宛之美貌才华，嫁个富贵之家的公子毫无问题，但她却偏偏选择了冒辟疆。而冒辟疆于明末屡试不第，连个公务员也没干上。但他少有文名，才华出众，且善书法，十四岁就有诗集问世，文苑巨擘董其昌将他比作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能诗善画的董小宛，看重的是男人的才华和节操，故嫁给了他，并与他同甘共苦，直到去世。

若王霸妻认为世间除权钱之外皆无价值，王霸弃官隐居时，她即使和他已经结了婚，也要像朱买臣的老婆一样，硬逼着王霸写下休书，回娘家或另嫁新夫。董小宛若如此，于冒辟疆家道尚未中落之前，还可与他逢场作戏，但其后便会与他古得拜。你写的那些诗文，又换不来稿费版税，朝廷看你是个人才，屡次给你个官当，你却硬是不干，铁了心要过苦日子，这不是傻鸟是啥？气节那玩艺，能卖几个钱一斤？按照某言情小说女作家“所有的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藏身”的高论，董小宛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冒辟疆吼一句“老娘不奉陪啦”，然后拎起小包袱走人。

价值观能否认同，是夫妻感情能否长久、婚姻能否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同的价值观是婚姻的粘合胶，不同的价值观则是婚姻的分解剂。价值观不同，则会冲突时起，吵闹不休，稍受挫折便相互埋怨，一遇灾难便各奔前程。

一方的理想追求，一方觉得无价值；一方的兴趣爱好，一方觉得没意义；男人喜欢钻研学问，想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女人却认为做学问首先要忍受清贫的煎熬，且不知多少年才有出头之日，没啥意思，不如花钱买个官当，立马就能捞到实惠；女人喜欢写字或画画，男人却认为指望她写字画画赚钱要等到驴年马月，甚至到死只是在浪费纸墨，不如安心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

若其中一人宽宏大量，能够容忍对方，两人尚可和平共处，若两人针尖对枣刺，无论大事小事都争论个没完，把对方的看法贬得一钱不值，尽管还呆在一个屋顶下，也是同床异梦。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要互道再见，各奔东西。

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一方明明是黄金，却可能被另一方视为黄土。培根对此有一个妙喻：“不要把一颗珍珠掷给伊索的那头公鸡，如果它得到的是一颗麦粒，它会更高兴一些。”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只要因价值观不同而不受其配偶的欣赏，就无异于公鸡眼里的珍珠。价值观的认同，才是使两人能够在人生旅途上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坚固的感情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