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恋爱了:“于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份意外”

采访余秀华是在几年前，散文集《无端欢喜》出版的时候，她来了北京。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她和很多人一样，生活的常态里会有大量的时间辗转各个城市。她写：“命运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终于短暂地把我从横店的泥巴里拔了出来，像报复一样补偿给我曾经梦想的境遇和状态。”

新书发布会那天，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碎花连衣裙，深V领。当晚，她发了个朋友圈：“一个女人为了检验自己的书好不好，穿了低胸装开发布会，如果人们只看人，就说明书不好。结果没有人看人，她很苦恼，觉得书其实不太重要。”这只是调侃吧，可是，书重要还是人重要？在余秀华这儿，似乎又总是个问题。她的作品与她的残疾，与她农妇的身份，总像个三明治，紧紧地夹在一起被人一并吞下。

一直以来常有人问她，成名之后生活有什么改变？她无从回答。对她来说，生活是一个接一个的细节，参加的那些活动、节目怎么能叫生活？这些无需警惕的美意，并不是能让她欣喜若狂的理由。也总有人问，一年到过许多地方，想法和写作会有什么改变？但对她来说，那些走马观花似的聚散并不能深入内心，而诗歌的本质是向内走的，只有外界的改变引起了内心的变化，诗歌才有可能发生改变。

那两年，能深入余秀华内心的大事，有那么几件：离婚、妈妈去世、家乡横店的新农村建设。她把前两件事概括成悲喜交加，喜的自然是离婚。导演范俭拍摄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叙述的主线就是她离婚的事儿。从她对婚姻的无法忍受到终于用15万块钱把婚离了，前前后后完完整整地暴露在荧幕上。就像她自己写的那样，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

之后一波波采访，她一次次地对媒体说起离婚带来的幸福感。于是，有人说她有名气就离婚，忘恩负义，有人说她一个残疾人还离婚，自不量力。离婚一周年的时候，她写道：“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

妈妈也是反对她离婚的。那时候，母亲已经被医院诊断出癌症，怕女儿老了以后没人照顾的遥远担忧一下子就跳到了眼前。可余秀华不那么想，她说：“结婚就是结婚，你让别人照顾你，凭什么照顾你？说不定哪天瘫在床上，还要老子照顾他呢。我对婚姻没有信任。”

老人很快就走了。她写：“她的死是一个洞，开始的时候如同爸爸的烟头烫在裤脚上的一个洞，看起来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洞越来越大。”“这个洞无法缝补，也没有填充物，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看一次疼一次。因为看的时候一定是当初烟头烫上去的悔恨、责怪和怀念。有时候我感觉飞机在这个窟窿里飞，火车在这个窟窿里开，人们对我的赞美和诋毁也都在这个窟窿里。但是它们合起来也如同一颗灰尘在这个窟窿里飘着。”

余秀华写妈妈的诗和散文不多，反倒还是写爱情多一点。她对我说：“不想写亲情，特别是死去的至亲的人，你写不了，难受。会想，想起来很难过，但是不会写。写了一般也不发，这些东西说出来，对自己没有保护的感觉。爱情瞎写胡写，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时候，她的情诗、情书，常写见到一个人的紧张，对一个人的渴望，对象一个接一个。“反正你不知道我爱谁，他们老是说我花，今天给这个写，明天给那个写。有时候我觉得很惭愧，可是去你妈的惭愧。”她说，“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写，提都不会提。相反你对这个人有一点好感，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欣赏，而且知道不可能，就拼命地写，写到他问我求饶。”她大笑，然后又说：“情诗是适合任何人的。”

她在书里一本正经地写，现在觉得自己不要爱情也可以顺顺当当的生活。之前想要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种偏执的证明。她理解的爱情是通过不同的一个人找到通往这个世界的另一条途径，而当一个人在家完成了打开世界之路的途径，爱情就不重要了。

不要爱情，那什么必不可少？她对我说：“独立啊，爱情算个屁。你仔细一想，（爱情）你琢磨不透。”可是你再问她，真的不需要了吗？她又说，现在真的是这样，可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变，像她这样的敏感体质，见到好看又有文化的人，瞬间就会产生爱情。“你不要相信我的每一句话，因为它随时可能变。”

终于，她又恋爱了，她官宣：“我和杨槠策谈恋爱，他感觉自己被piao了” 。杨槠策是个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他和余秀华在去年冬天认识，然后很快就单方面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们的恋情。余秀华迟迟没有说话，因为她无法确定这份感情的性质，以及她个人对它的态度。她说：“于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份意外。但是一个46岁的女人，还有什么意外不能接受？”

然后，她在文中写了他们相处，约会的情景和日常的状态。风格一如往常，写得坦坦荡荡，有恋爱中的沉迷，说她自己第一次体验到肉体也会如此美好，打破了她对男性身体固有的厌恶和怀疑：“生而为人，到此不亏。”也有人过中年的清醒：“我身边的这个人，我不会把对未来的指望放在他肩头”。评论里有人说看得大笑，有人说看哭了。笑是看她写：“我唯一做的事情是，在他用力爱我的时候，不停地喊：杨槠策，加油！”哭的地方，我恐怕说不准，但应该都是在为她高兴。

想起采访的时候她谈，在她心里，诗人和小说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前者简单、单纯，而后者“老奸巨猾”，性格不同，写作的文体也大不一样。她自己是诗人性格，所以小说写不好，也还没想明白很多东西要用什么方式去写。

而写诗也还有很多问题要考虑。“他们给我很多意见，说我的诗太温柔了没有冲击力，应该把诗歌写得更暴力一点，应该向《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学习。”理由是，那首诗有很男性化的部分，“雌雄同体”的人才能把文章写好。当然，她指的是看问题的角度，既要有柔和的一部分，也有刚硬的一部分。太硬的诗歌容易折，太软的立不起来，没有形象。

她告诉我，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对于其他女诗人来说是概念问题。“（她们）不敢写。她们都是道德榜样，我是道德榜样讨伐的对象。”有时候，她也想解释一下铺天盖地的误解，可是真的解释了，自己又觉得无聊。所以她还是插科打诨，还是调侃。

那时，我想知道她在成名之前，是否也会考虑这些写诗的技术问题。结果她回答：“我到现在都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她语气夸张又迅速收敛，“写不好，真的写不好。我们这一帮人遇到了一个台阶，再想提高就很难，这还不像初写者。”很快，她又昂起头：“不过我不着急，去他妈的，我又不想成名成家。”

余秀华努力地吐出诗句时，头也是这样，随着身体费力地摇晃而不自觉地跟着一字字昂向天上，口齿是不清楚的，所以听的人也要一起努力。可是，每当别人用更为优雅流畅的声线读她的诗，听到，反倒很难被打动。以至于现在读她的任何文字，心里都还是会想着她特有的语调，那可能是唯一一种可以读懂她的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