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婚恋:父母包办和组织安排的苦果

父母包办和组织安排的苦果

在中国古代，男女结合主要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一牵线，爹妈私下一嘀咕，像葛优先生为神州行做广告似的，说一句“我看行”，便拍了板也。儿女一肚子不满意，也不能抗拒，并且根本不敢抗拒，谁若胆敢抗拒，一顶不孝的巨帽就要隆重地扣在他（她）的头上。何况那时的男女，谈婚论嫁之时，多是十几岁的孩子，尚无自立的能力，父母一发怒，将其逐出家门，就要挨饿受冻。

有的两人是朋友，若老婆都怀了孕，便约定两个女人要是生下一男一女，就结为亲家。这种干法，称作“指腹为婚”。这些指腹为婚的人，只是因为两人的友情，或看对方银子颇多，地位煊赫，便不管生下的孩子是丑是俊，有没有天生的残疾，或是长大后性情好坏，成不成器，便搞定了孩子的婚姻。其冒险精神，可以与那些敢闯险区恶地的探险家一拼。自由恋爱者也有，但像沙漠中的树木一样稀少，故这些大胆追求爱情的事例，如私订终身，携手私奔，等等，便成了文人骚客宝贵的创作素材，写成诗文或小说戏剧，夸之赞之，歌之颂之。有开明的爹妈，允许儿女婚姻自主，或放手让儿子选媳，或支持女儿选婿，更是被视为非凡之举而载入史册。

儿女的婚姻大事，父母（主要是父亲）为何硬要当家做主？盖儿子娶什么样的媳妇，不但关系到家庭的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家庭的安定团结。如果媳妇体质虚弱，是个像林黛玉那样的病秧子，就会影响到家庭生产和日常生活；如果媳妇不通情理，常常不顾大局，惹事生非，就会把家庭闹得老少不安，鸡犬不宁；如果媳妇娘家贫穷，缺吃少穿，就会成为男方的累赘。

古代男女，大多十几岁成亲，还是个孩子，涉世不深，不大懂事。故父母要集参谋与司令之职于一身，为儿子选择佳媳，并命其成亲。女方的父母也是一样，男方体质如何，品行好坏，是穷是富，直接关系到女儿一生的命运，故也要为女儿的婚姻当家作主，不能让她想嫁谁就嫁谁。总而言之，爹妈的出发点是好的，没谁想让儿子娶个败家精，让女儿嫁给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但是，做父母的只是从利益上考量，而忽视了儿女的情感，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强加在儿女身上，加上有些不良媒人两头瞒骗，促成了大量无爱的婚姻，酿成了不少悲剧。祝英台小姐的爹硬逼着女儿嫁给马家的官二代，致使梁山伯忧郁成疾，抱恨而终，祝英台以死殉情；王熙凤和王夫人等玩“调包计”，硬把薛宝钗小姐塞给贾宝玉，致使其大失所望，最终弃家出走，遁入空门，便是这类悲剧的典型再现。

民国年间，西风东渐，知识女性发起女权运动，争取妇女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1949年后，政府大力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一些作家、戏剧家也积极结合形势，写出了许多此类主题的作品以配合宣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便是其中的名作之一。妇女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婚姻自主，成为许多男女青年的追求。

然而，千年固有的传统习俗就像盘根错节的老树，虽被砍断，其根还在。而农耕社会的结构，也没有多大的改变，父母仍要本着为儿女着想的良好愿望，硬要为他们的婚姻当家作主，特别是农村，包办婚姻的现象依然存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唯成分论决定着许多人的命运。儿女婚嫁，除了考虑婚后的温饱问题，还要考虑成分问题。尽管人民公社化之后，地主和贫下中农一样，都是公社社员，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厘土地，但他头上的帽子不但至死没法摘掉，其成分还要如人体的某个器官，世世代代遗传下去。如果家庭成分是地富反坏右，将来生下的孩子就是黑五类子女。

在农村，除了种地之外，什么入党入团参军上学提拔干部等等，一切好事都没有他们的份。故人们大多不愿把女儿嫁给成分不好的人家，而那些为上辈人背黑锅的小伙，绝大部分只有打一辈子光棍。若是女儿爱上了哪个地主羔子，爹妈乃至亲友，都认为她是睁着眼跳火坑，下油锅，要坚决予以阻止。爹妈无法说服女儿的，还要与姑舅姨表组成联合阵线，或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威胁恫吓，又打又骂，软硬兼使，坚决扼杀她的爱情之苗。

反之，若是男方有工作，是个端铁饭碗的，或是个军人，政治条件优越，前程似锦，他若是与哪个成分不好的姑娘相爱，父母也要坚决阻挠。因为他要是跟那姑娘结了婚，社会关系一栏，就要填上他的岳父母大人，可就与反动阶级有了斩不断的联系。特别是军人，他的前途也就完啦。

我一朋友，与某姑娘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及至长大，男的成了阳刚之气十足的帅哥，姑娘变成了风姿绰约的美女，两人的友情自然发展为爱情。后来，朋友参军，不久得以提拔，前途看好。那姑娘的爹以前在国民党政府供职，文革期间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巨帽，但我友并不顾忌她的成分，与她相爱依旧，并且准备和她结婚。朋友的父母这时才觉得问题严重，认为儿子这是自毁前程，于是给他写信陈明利害，命他放弃这桩婚姻。给儿子写信无果，又给部队写信，要他的首长不同意他与那姑娘结婚。信去不见回音，老两口竟直接跑到部队，求助于儿子的首长，拆散这桩婚姻。这一招果然奏效，儿子终于和相爱多年的姑娘分了手。父母大功告成，但却为儿子留下隐恨，我友直到头发花白，提起往事，仍表情凝重，深感遗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当年很流行，也很能鼓动人们的造反情绪。包办婚姻，剥夺当事人对婚姻的决定权，也是一种压迫。性格柔弱胆小怕事的，只有自认命苦，隐忍顺从，把泪水往肚里吞，性格刚强，胆大敢为的，就要奋起反抗。其反抗的方式，或是任打任骂，咬紧牙关，坚不同意；或是撞头割腕，投河上吊，宁死不从；或是相约离家出走，也即“私奔”。对于前一类反抗，若父母的心是肉做的，见儿女意志坚决，也就不死压硬逼，随他去啦；若父母的心是块又癞又硬的顽石，就仍不顾死活，硬逼其完婚。那些自残自杀或私奔的男女，就是这些心如顽石的爹妈逼出来的。

父母包办的婚姻，有的儿女尚可拒绝，有一种包办婚姻，却没有商量的余地，这种包办没商量的婚姻，名曰“组织安排”。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组织安排的婚姻颇多。从老革命、老干部，到青年军官、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如果是丧偶，或是未婚，组织上就会为他物色对象。至于有老婆的位高官大者，看上了哪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也由组织出面，为他拉皮条，成好事。这些人结了新欢，便将家中的黄脸婆一脚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离婚潮，其主角大多是进城做了官的人。所谓“组织出面”，其实是一些人出于拍马讨好的动机，打着组织的旗号充当皮条客而已。对于那些地位较低，头上却有了这样那样光环的人，组织出面为他找女人，大多倒是出于关心。

这些以组织名义行媒婆之职的人，瞅准了一个女人，除了把男方夸成万草丛中一枝花，打着探照灯都难找，还要诱之以利，许之以愿：你要是嫁给他，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啊！当然你也不是白贡献，今后不但生活上有享不尽的福，而且是莫大的荣耀，连你们一家都跟着沾光！没工作的可以安排工作，想入党的可以入党，想当官的可以提拔……总之说得天花乱坠，让姑娘觉得，她只要一抬玉脚，就可以跨进天堂。

利诱不成，便行威逼。这可是组织决定，你不服从组织安排，一切后果由你自负！什么后果，有前鉴可察，特别是拒绝为那些位高官大者做贡献的姑娘，或是饭碗被夺，或是去干艰苦的工作，或是被百般刁难，搞得你混不下去。姑娘想想这后果，心里怎能不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这些打着组织旗号的媒人，都有踏破门槛的劲头。今天不成，明天再来，明天不成，后天又到，直说得你头皮发炸，心里像吞下一斤生猪油般犯腻，头脑一发昏，或害怕那拒绝的后果，也就从了。有的则善于发动群众，姑娘不答应，便找她的父母对她施压，动员她的亲戚朋友充当说客。众口一词，都说这是一桩天下难找的好姻缘，连玉皇大帝的闺女都不愿错过，一番狂轰滥炸之后，鲜有不束手就擒的。

位高权大的男人，可以给女人以物质上的满足；有着种种光环的男人，可以给女人以荣誉感。但高位与光环，并不能与可爱划等号，再牛叉的男人，如果不可爱，女人也难以对他产生爱情。这些身居高位或头顶光环者，有的可以称得上是个好男人，但有的性情暴烈，有的身有残疾，有的文化素质低下，有的性情孤僻，难以沟通，有的嗜酒如命，几两猫尿下肚就要骂人打人……

总之，战场上是英雄，在家庭中也许是个暴君；劳动上是模范，也许生活上是个浑球。至于那些以整人为乐、靠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的运动积极分子，更是难有善类。这些被组织安排了的女人，如果嫁了个好男人，算她走运，若是嫁给了一个无法忍受的男人，也只有认命。要想离婚，比愚公移山还难。组织上要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焉，领导要严肃地找她谈话焉，连居委会的大妈，也要唾沫乱喷地劝她安心守着那男人过日子。

再说，有的女人已经沾了男人的光，或是有了工作，或是得以提拔，或是被当作为英雄、模范等无私奉献的楷模，登了报纸，上了广播，闹得家喻户晓。如果她跟男人翻了脸，公然提出离婚，社会舆论也会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女人到了这种地步，不忍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