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救亡图存与文学启蒙，乃至成为一代文青铁肩之上的责任与大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肖軍肖红携带《生死场》手稿，经大連、青岛转辗来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家中。鲁迅先生为《生死场》作序，纳入《奴隶丛书》出版，同时将《生死场》荐给上海生活书店和《妇女生活》月刊。推介语为“我是老实以为这作品是一九三五年所产生的中国最好的作品之一……这作品的技术也是优美的。叙事写景，都因‘女性作者的细腻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显着非凡的‘明丽和新鲜’。但虽是女性作者，其精神的健全，胸襟的雄迈，却并不亚于强壮的男子。”萧红被鲁迅称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
一九三六年七月，冯雪峰的安排下，丁玲从软禁地南京乘火车来到上海，在俭德公寓房间内读到了冯雪峰事先为她准备的二萧等人的作品。读完《生死场》后，丁玲对这位从东北黑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作家充满了好奇，她惊叹于萧红文字中未经雕琢的生命力，更认可其以女性视角书写底层苦难的创作立场。此时的二人，虽未谋面，却已通过文字完成了第一次的精神对话。
时间之轮迈入一九三八年，早春二月的山西临汾。两位互慕的才女得以相遇相识。在民族革命大学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会上，萧红讲了她在专制家庭不幸身为女子身受虐待的故事。二月二十三日，经丁玲邀请，萧红随团去西安开展宣传工作。
此时丁玲已在奔赴陕北之后，担任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率团来到山西临汾宣传抗战；萧红为寻求创作与生活的新方向，应邀与萧军、聂绀弩、艾青等人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民族革命大学为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萧红住所举办茶会招待丁玲。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烽火岁月里，丁玲与萧红——这两位杰出的女性，如同两颗耀眼却风格迥异的星辰。她们因文学结缘，因理想同行，既有着跨越地域与经历的精神共鸣，也在创作与人生选择中展现出鲜明的个体差异。二人的交集与分野，恰是那个时代女性写作者群像的生动缩影。从久闻其名到“山西聚首”，丁玲与萧红的相识，既源于共同的师友，也始于“双向的慕名”。20世纪30年代初，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声名鹊起，其笔下对女性欲望与精神困境的直白书写，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桎梏，成为“左联”文学圈中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而彼时远在东北的萧红，却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兼遇人不淑，在经济与情感的双重困境下经历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辗转于哈尔滨、青岛、上海等地，用文字记录苦难、反抗命运，并以此寻求精神出路。萧红进入丁玲的视野，起源于她们共同的导师鲁迅，得益于冯雪峰。
这一段遇合让两位女性变成了文学上的知音，同为共女性作者，丁玲与萧红的共性，首先体现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让乡土叙事承载起家国情怀。她们都拒绝象牙塔里的艺术，坚持文学乃是为人生的。对人的关怀，让她们的作品超越了女性文学的范畴，成为反映时代的号角。丁玲、肖红与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创作了话剧《突击》在西安举行公演。她们共同相处的日子里，，一起去七贤庄“西安八办”见周恩来，聆听周公的教诲。
丁肖二人尽管有着深刻的共识，在作品风格与人生选择上，却有很大差异。在创作风格上，丁玲的具有强烈的理性与革命，而萧红则更主张诗意的叙述方式。
二人之间在文学的主张上产生了巨大的分岐。
在这两个女人之间，肖軍虽然与肖红相遇在前，然而在文学主张上却与丁玲更为契合。在这两个女人之间，肖軍最后选择了丁玲，双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与肖红别过，开启了红色革命波澜壮阔人生。然则肖红则去了香港，与随后遇见的文学青年端木蕻良同居。只是肖軍并不知道，离别之时肖红已怀上了自已的孩子。在香港身怀六甲的肖红，贫病交加之际，又招端木蕻良遗弃。悲乎，一代文学之星就此陨落。
后人松华感慨，延安的小米滋养了一代革命人。也许到延安去革命，对于一代文学之星肖红而言，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题。
悲乎，肖红不察而后人松华叹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