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桂东南田野上的水稻刚收割完，空气里还飘着稻谷的芳香。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把乡间的土路晒得发白，脚踩上去，浮土没过了凉鞋鞋的鞋底。
李建国骑着姑父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从县城师范学校回到了家。后座架上捆着一网兜课本和一床薄被，车把上挂着一个印着“博白县师范学校”字样的帆布包。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口挽了两道，露出晒成小麦色的前臂。
他家在城厢公社李家村，三间土坯房，院子里一棵歪脖子枣树，树下拴着一只半大的小牛犊，正低头啃着地上的禾秆。母亲张桂花听见车铃声，从厨房里迎出来，围裙上沾着木薯粉，两手在围裙上反复擦着。
“回来了？分配的事咋说？”张桂花的目光急切地落在儿子脸上。
李建国把车子支好，拎下行李，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说是等通知，县教育局暑假里统一分配，让我先回家等着。”
“等着？”张桂花脸上的笑纹僵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也好，在家歇歇，这几年念书也够苦的。你爸在窑厂还没回来，晚上让你姐去买点肉，咱包顿饺子。”
李建国应了一声，弯腰把课本从网兜里拿出来，码放进自己屋里的条桌上。那间屋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条桌，墙上贴着几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风景画——黄山迎客松，杭州西湖，都是他在县城书店里看见又买不起画册，只好买旧杂志剪下来的。
他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心里并不像表面那样平静。
一九八二年，大中专学生还是稀罕物。县师范学校虽然只是中专，但在农村，一个家族里出个吃公家饭的人，那是祖坟上冒青烟的事。可分配毕竟还没落定，他听说过去年的师兄姐，有人分到了县城的重点中学，有人却被分到了偏远的乡村联中或小学，甚至还有人在家等到年底才拿到派遣证。这种悬在半空的感觉，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父亲李德厚晚上从窑厂回来，满身的灰，脸上的汗冲出一道道泥痕。听说分配还要等，他没说什么，只是蹲在院子里抽了一袋旱烟，末了说了一句：“等就等，咱家供你念出来了，还怕没个地方去？”
话是这么说，可李建国看得出父亲眼里的忧虑。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面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初中。供他念了三年师专，家里欠了亲戚不少钱，父亲在窑厂装窑卸窑，一个工才挣一块二，母亲养鸡喂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如今他毕业了，全家的指望都在他身上。
回到家第三天，姐姐李建芬回了一趟娘家。她嫁到了邻村，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这次回来，除了看弟弟，还带了一个消息。
“建国，姑父前两天到我家去了，跟我打听你的情况。”李建芬坐在灶台边，帮着母亲择韭菜，声音压得很低。
“打听我啥？”李建国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一本《小说月报》，漫不经心地问。
“他想给你说个媒。”李建芬抬起头，脸上带着一丝笑意，“是乡供销社刘副主任托他的，刘副主任是你姑父的顶头上司，两家关系走得近。刘副主任有个侄女，在咱乡粮所上班，今年二十岁，比你小两岁，高中毕业，接她爹的班进的粮所。姑父说，这姑娘条件好，工作铁饭碗，人也不差，想介绍给你认识。”
李建国手里的书停住了。
粮所，这两个字在一九八二年的农村，分量重得像一块金砖。那时候，农民交公粮要排几里地的队，粮所的门市部卖着平价的面粉、大米、食用油，那都是凭粮本供应、城里人才能享用的东西。在粮所上班，意味着每个月有三十多块钱的固定工资，有粮本，有布票，逢年过节还能分到额外的物资——花生、芝麻、甚至带鱼。十里八乡的姑娘，要是能嫁进粮所，那简直是掉进了蜜罐里。
“粮所的？”李建国的语气里多了一丝认真。
“可不是。”李建芬见弟弟有了反应，兴致更高了，“刘副主任说了，他侄女模样周正，高高挑挑的，在粮所当开票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姑父也觉得这门亲事合适，你刚毕业，工作还没定下来，要是能攀上这门亲，往后日子不愁。”
母亲张桂花在一旁听着，手里的韭菜择得飞快，嘴里已经念叨开了：“粮所好啊！粮所好！咱村东头王家的闺女，不就是嫁了个粮所的，过年给老丈人家送了一整袋白面、十斤豆油，可把村里人眼馋坏了。建国，你可不能错过这机会。”
李建国没吭声，低下头继续翻书，但那一页他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他心里清楚，自己虽然念了师范，可说到底还是个农村孩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工作还没着落。在婚姻市场上，他的筹码并不多。一个在粮所上班的姑娘，工作稳定，家庭也有门路，确实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亲事。
“行，见就见吧。”他合上书，语气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张桂花和李建芬对视一眼，都笑了。
二
见面的事定在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地点在姑父家。
姑父王德贵在乡供销社干了十几年，从售货员干到柜台组长，再到如今分管生产资料门市部的副主任，是个在人情世故里浸淫多年的精明人。他家的房子在供销社家属院里，虽然是砖瓦房，但在村里人眼里，那已经是“街上的房子”，体面得很。
那天上午，李建国特意换了一身干净衣裳——白衬衫，藏青色的卡其布裤子，脚上是一双新的解放鞋，鞋底的白边还用粉笔涂过，显得格外白。他骑了半小时车，到了姑父家，额头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来了？快进来坐。”姑父王德贵迎出来，脸上堆着笑，把他让进堂屋。堂屋里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和一盘瓜子，电风扇嗡嗡地转着，吹散了屋里的闷热。
“她一会儿就到，她姑父刘副主任亲自送过来。”王德贵给他倒了杯茶，压低声音说，“建国啊，我跟你说实话，这门亲事我可是费了大力气的。刘副主任在乡里人面广，你分配的事，他也能说上话。你要是跟了他侄女，将来分到个好学校，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李建国端着茶碗，点了点头，心里却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滋味。他隐约觉得，这门亲事像一桩买卖，双方都在掂量对方的斤两，算计着能换来什么。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王德贵赶紧站起来迎出去，李建国也跟着起身，下意识地整了整衣领。
进来的是两个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中年男人，矮胖身材，圆脸，穿着一件灰色的的确良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是个在单位里说了算的人物。这应该就是刘副主任，刘德生。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李建国第一眼看见她，心里就凉了半截。
姑娘个子不矮，大概一米六出头，身量也匀称，穿着一件碎花的衬衫，下面是一条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方口布鞋。但那张脸实在谈不上好看——皮肤偏黑，颧骨有点高，眼睛不大，嘴唇偏厚，脸上还有几颗淡淡的雀斑。她梳着两条辫子，垂在胸前，整个人显得很拘谨，进门后就低着头，眼皮都没抬一下。
“这就是我侄女，刘秀英。”刘副主任大大咧咧地坐下，指指姑娘介绍了一句，然后就把目光转向李建国，上下打量了一番，“你就是师专毕业的建国？不错，一表人才，配得上我们家秀英。”
李建国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叫了声“刘叔”，又冲刘秀英点了点头，说了句“你好”。刘秀英飞快地抬眼看了他一下，又迅速低下头，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你好。”
四个人坐下来，刘副主任和王德贵开始寒暄，说的都是供销社和粮所的事，什么“今年的收购指标”“下半年的化肥供应”，李建国插不上话，只能陪着笑坐着。他偷偷看了刘秀英几眼，发现她始终低着头，两只手绞着衬衫的衣角，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刘副主任提议让两个年轻人单独说说话，王德贵便把他们领到旁边的偏房里，自己退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两个人，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走针声。
李建国坐在椅子上，刘秀英坐在床边，中间隔着一张条桌。他清了清嗓子，主动开口：“你在粮所上班，忙不忙？”
“还行。”她答。
“平时都做些啥工作？”
“开票。”两个字。
“累不累？”
“不累。”
李建国又问了几个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简短到不能再短的一两个字。他觉得自己像个记者在采访，又像个老师在课堂上提问不情愿回答的学生。气氛尴尬得像一块拧干了的毛巾，挤不出一点水分。
大约坐了二十分钟，刘秀英忽然站起来，说：“我该走了。”
李建国也站起来，想说句挽留的话，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他送她出了偏房，刘副主任和王德贵从堂屋里迎出来，刘副主任笑着说：“咋样？聊得还不错吧？”
刘秀英没说话，低着头径直往外走。刘副主任冲李建国笑了笑，说：“姑娘家害羞，熟了就好了。”说完也跟了出去。
他们走后，王德贵把李建国叫到一边，问他什么感觉。李建国想了想，说：“人挺老实，就是话太少了。”
“话少好啊，话少的姑娘本分。”王德贵拍了拍他的肩膀，“人家姑娘条件摆在那儿，粮所的铁饭碗，你上哪儿找去？别挑三拣四的了，先处着看看，感情是处出来的嘛。”
李建国回到家，母亲和姐姐围上来问情况。他如实说了，张桂花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长相是次要的，过日子嘛，实惠最要紧。她在粮所，你将来当老师，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日子差不了。”
姐姐李建芬也劝：“粮所那单位，多少人挤破头想进都进不去。人家姑娘不嫌咱家穷，你倒嫌人家不好看？”
李建国没再说什么。他觉得母亲和姐姐说得有道理——在那个年代，对于一对农村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婚姻首先是一份保障，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爱情是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他想起村里那些夫妻，哪一对不是媒人介绍、父母做主，见了三两面就定了亲，日子不也照样过？
“行，那就处处吧。”他说。
三
接下来的半个月，李建国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处对象”。
他没有什么经验，只能凭着想象去做。每隔三四天，他就去一趟乡粮所，在门口等着刘秀英下班。去的时候他不会空手，总是从集市上买几斤水果——夏天最便宜的是西瓜，一个才几毛钱，可他不好意思抱个西瓜站在粮所门口，觉得太土气，就买桃子或苹果，用网兜提着，看着体面些。
第一次去，他在粮所门口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粮所的大门是铁栅栏的，里面有几排仓库和办公室，门市部临街，开票的窗口排着几个拿粮本买粮油的人。他不敢进去，就站在门外的一棵槐树下等着，手里拎着一网兜水蜜桃，被太阳晒得汗流浃背。
终于，下班铃响了，几个穿工作服的人从里面走出来。刘秀英最后一个出来，还是那副低着头的样子，看见他，似乎愣了一下。
“你咋来了？”她问，语气里没有惊喜，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
“来接你下班。”李建国把桃子递过去，“给你买的。”
刘秀英接过网兜，说了声“谢谢”，然后就低着头往前走。李建国推着自行车跟在旁边，两个人沿着乡道走了一里多地，她始终不开口，他只好又没话找话。
“今天忙不忙？”
“还行。”
“晚上吃啥？”
“回家做。”
“你爸妈身体好吧？”
“挺好的。”
又是一问一答，像打乒乓球，他发一个球，她挡回来，从不肯主动发球。走到一个岔路口，她停住脚步，说：“我到了，你回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建国站在路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说不清是失落还是委屈，只觉得这件事像一锅夹生饭，怎么吃都不对劲。
第二次去，他约她去看电影。乡里有一家电影院，其实就是公社的大礼堂改的，隔三差五放一场电影，票价两毛。他提前买了票，去接她的时候兴冲冲地说：“今晚放《庐山恋》，听说可好看了，咱俩去看吧。”
刘秀英摇了摇头：“今晚不行，我要值班。”
第三次，他又约，她说家里有事。
第四次，还是推脱。
李建国不是傻子，他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一个姑娘如果对你有意，不会一次次拒绝你的邀约；一个姑娘如果心里有你，不会每次见面都像上刑场一样难受。他想起每次去粮所门口等她时，她走出来时脸上的表情——那不是见到恋人的欣喜，而是一种勉为其难的应付，甚至带着一丝烦躁。
他问过姑父王德贵：“她是不是对我不满意？要是看不上我，直说就行，我不纠缠。”
王德贵拍着胸脯保证：“没有的事！刘副主任说了，他侄女就是那个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你得主动点，多去找她，多献殷勤，姑娘的心都是肉长的，时间长了就捂热了。”
李建国信了。他又去了几次，甚至有一次在粮所门口等了她两个小时，最后才知道她那天根本没上班，请了假。他站在那棵槐树下，看着夕阳把粮所的屋顶染成橘红色，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他心里渐渐不是滋味了。明明是相亲处对象，自己却像是在演独角戏，又像是在求着人家施舍一点 attention。他甚至开始自我安慰：也许她就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等结了婚就好了。那个年代，多少夫妻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先结婚后恋爱，也不是没有的事。
可每到夜深人静，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蛐蛐叫，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她心里到底有没有你？
四
真相来得比他想象的快。
那天是八月初的一个下午，天热得像蒸笼，知了在树上叫得人心烦。李建国正在家里帮母亲晒麦子，姑父王德贵忽然骑着自行车来了，脸色不太好，把李建国叫到院外的枣树下，神神秘秘地拉住了他的胳膊。
“建国，我跟你说个事，你先别急。”王德贵的声音压得很低，脸上的表情又愧疚又为难，“我这几天打听清楚了……这个事，是我对不住你。”
李建国心里“咯噔”一下，隐隐猜到了什么。
王德贵叹了口气，从头说了。
原来，刘秀英在粮所上班这两年，早就有了心仪的对象——是她粮所的同事，叫孙志强，在粮所当保管员，小伙子高高大大的，人长得精神，干活也利索，两个人处得不错，粮所里的人都看在眼里。可孙志强家里是附近孙庄的普通农户，父亲种地，母亲常年有病，家里兄弟三个，穷得叮当响，连三间像样的瓦房都盖不起。
刘秀英的父母——尤其是她父亲刘德才，也就是刘副主任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刘德才虽然只是个农民，但仗着弟弟在供销社当副主任，心气儿高得很，一心想给闺女找个有头有脸的人家。一个穷保管员，他哪里看得上？
“刘副主任跟我透底的时候，压根没提这茬。”王德贵懊恼地搓着手，“他也是受了他哥的托付，想赶紧给秀英找个对象，断了她和孙志强的来往。我……我也是被他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就给你介绍了。”
李建国靠在枣树上，听着姑父的话，心里像有一盆凉水浇下来，又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所以，她跟我见面、跟我相处，全是家里逼的？”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
王德贵点了点头：“她拗不过她爹，只能来应付。可心里头……装着那个孙志强呢。我听说，她每次跟你见了面回去，都要跟她妈闹一场，说不想跟你好，说她心里有人。刘副主任也知道这事，可他跟他哥一条心，非要把他们拆散不可。”
李建国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每次见面时刘秀英低着的头、简短的回答、推脱的借口、离开时匆忙的脚步。一切都有了解释。她不是内向，不是不善言辞，她是不情愿。她坐在他旁边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她拒绝他看电影的邀约，不是因为值班，而是因为不想跟他去。
他忽然觉得一阵释然，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之前那些别扭、委屈、自我怀疑，此刻都烟消云散了。不是他不够好，不是他不会处对象，而是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场公平的相亲——她心里早就住着别人，他不过是被硬塞进去的一个局外人。
“姑父，我不怪你。”李建国拍了拍王德贵的肩膀，“你也是一片好心。”
“那……你还跟秀英处不处了？”王德贵小心翼翼地问。
“不处了。”李建国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她心里没我，我勉强她，也勉强我自己，往后日子怎么过？就算结了婚，她惦记着别人，我心里也膈应，那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王德贵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你说的也是……是我没办好这事，对不住你。”
“没事。”李建国笑了一下，笑容里有一丝苦涩，但更多的是释然，“好聚好散就行。”
当天傍晚，李建国骑上自行车，去了刘秀英家。
刘秀英家在刘屋村，离李家村三里地，是一处青砖瓦房，比李建国家的土坯房气派得多。他在门口等了没多久，刘秀英出来了，还是那件碎花衬衫，还是那两条辫子，只是脸上的表情比往常更紧张了。
“你……你找我有事？”她站在门口，手攥着门框，声音发紧。
李建国开门见山：“秀英，我都知道了。孙志强的事。”
刘秀英的脸一下子白了，随即又涨得通红。她低下头，嘴唇微微发抖，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瞒你的……我爹他……”
“我知道，是你爹逼你的。”李建国打断了她，语气平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咱俩的事，到此为止吧。你心里装着别人，我勉强你也没意思。你回去跟你爹说，就说你看不上我，是我主动提的分手，不让你为难。”
刘秀英猛地抬起头，眼眶红了，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她张了张嘴，声音哽咽了：“建国哥，对不起……耽误了你半个月……”
“谈不上耽误。”李建国摆了摆手，脸上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咱俩都是被家里推着走的，你也不想，我也不知情，谁也不欠谁的。好聚好散，以后见了面，还是乡里乡亲的。”
刘秀英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使劲点了点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小声说：“谢谢你……谢谢你理解我。”
李建国跨上自行车，回头看了她一眼，说：“你跟孙志强的事，要是真心的，就再跟你爹好好说说。日子是你们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说完他骑上车走了，身后是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刘秀英站在门口抹眼泪的身影。
他没有回头。
五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李建国在家等分配，帮母亲下地干活，给妹妹补课，偶尔翻翻课本和小说。那半个月的相亲经历像一场短暂的雷阵雨，下过之后，空气反而更清新了。
八月中旬，分配通知终于下来了。李建国被分到了城厢公社中学，教初中语文。这是一所公社的中心中学，条件虽然比不上县城，但在全公社已经是最好的了。校长姓孙，是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男人，戴着老花镜，看了他的派遣证和成绩单，点了点头：“师范毕业的，底子不错，好好干。”
李建国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二块钱。他拿出十块寄还给姑父（那辆自行车是他借的，虽然姑父不要，他还是坚持给了修理费），十五块交给母亲补贴家用，剩下的留着自己花。他用五块钱在供销社买了一支英雄牌钢笔和几本教案本，又花了两块五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觉得自己终于像一个真正的老师了。
开学后，他教初一两个班的语文，还兼了一个班的班主任。他备课认真，上课有激情，喜欢在课堂上给学生读课外文章，讲课本以外的知识，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校长听了一次他的课，在教研会上表扬了他，说“这个年轻人有想法，有干劲”。
日子忙起来了，他也就把相亲的事搁在了一边。可母亲张桂花闲不住，又开始四处托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推了几次，说自己刚工作，先把教学搞好了再说。张桂花不乐意了：“你都二十二了！你爸二十二的时候，你都两岁了！”
李建国哭笑不得，只好由着她去。
那年秋天，学校里调来了一位新老师。叫王丽华，也是县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奇怪，尽管是学妹，她只比李建国低一届。而且她说在学校时，她认识李建国，但李建国印象中没见过她，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一双眼睛亮亮的，说话时总是带着笑，声音清脆得像山涧里的流水。她扎着一把马尾辫，穿着朴素但干净利落，一看就是个爽快人。
学校教导处的赵主任是个热心肠，见两个年轻人都单身，就张罗着给他们牵线。李建国一开始有些犹豫，上次相亲的经历让他对这种事有些怵。但赵主任说：“丽华这姑娘我了解，她爸是县二中的老师，她妈在县医院当护士，家里都是文化人。她自己也有主意，不是那种被家里逼着相亲的。你俩都是老师，有共同语言，见见怕啥？”
于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两个人在学校后面的一片杨树林里见了面。
那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杨树的叶子开始变黄，风吹过来，沙沙作响，有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王丽华的肩上。她伸手拈起那片叶子，放在掌心看了看，笑着说：“你看这片叶子，黄得多好看，像一把小扇子。”
李建国看着她笑的样子，忽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触动了。
他们沿着杨树林走了一圈又一圈，从各自的学习经历聊到教学心得，从读过的书聊到对未来的想法。王丽华说话不紧不慢，但句句都在点子上，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露出两颗小虎牙，让李建国想起课本里那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你看过《红楼梦》吗？”他问。
“看过两遍，初中时看了一遍，师范时又看了一遍。”她答。
“最喜欢谁？”
“探春。有主见，有胆识，不认命。”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其实晴雯也不错，心比天高，虽然命比纸薄。”
李建国心里一震。他教语文的，最喜欢跟人聊这些，可之前遇到的人，没有人能跟他聊到一块儿去。王丽华不仅读过，还有自己的见解，这让他生出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喜欢林黛玉。”他说。
“为什么？大多数人喜欢薛宝钗的多。”她歪着头看他，眼睛里带着好奇。
“因为真。黛玉不装，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她的尖刻也好，小性儿也好，都是真的。宝钗太周全了，周全得让人看不透。”
王丽华笑了：“你这个观点倒新鲜。不过我理解你的意思——过日子要宝钗，交朋友要黛玉，是不是？”
李建国也笑了，觉得这个姑娘不仅聪明，而且通透。
那天他们走了很远，走到杨树林的尽头，是一条小河，河面上漂着落叶，在夕阳下闪着金色的光。他们站在河边，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把天边染成绯红色。谁也没有说话，但那种沉默和之前与刘秀英在一起的沉默完全不同——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而这是一种令人心安的沉默，像两条汇合在一起的溪流，自然而然地流淌着。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频繁地接触。在办公室里一起备课，在食堂里一起吃饭，在周末一起骑车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王丽华喜欢看书，也喜欢写作，她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抄满了她喜欢的诗句和散文片段。李建国看了她的笔记本，发现她抄的有徐志摩、戴望舒，也有舒婷、北岛——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诗人。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她指着舒婷的《致橡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爱情。”
李建国看着她认真的侧脸，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暖流。他想，这就是他要找的人——不是因为她工作好、条件好，而是因为她懂他，他也懂她，两个人在一起，不用费力，不用讨好，就像两块拼图，自然而然地嵌合在一起。
他们的恋爱谈得踏实而温暖。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只有无数个黄昏的散步、无数次的促膝长谈、无数本互相传阅的书。冬天的时候，王丽华给他织了一条围巾，深蓝色的，针脚不算整齐，但很厚实。他戴上它，觉得整个冬天都不冷了。
转过年来，一九八三年的春天，他们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办的，同事们把课桌拼在一起当饭桌，买了些糖果、瓜子、花生，又炒了几个菜，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校长当证婚人，说了几句祝福的话。王丽华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李建国穿了一件蓝色的中山装，两个人在大家的起哄中喝了一杯交杯酒，脸都红得像窗花。
那天晚上，送走了所有的客人，他们坐在新房里——那是学校分给他们的一间宿舍，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就是全部的家当。王丽华靠在李建国的肩上，轻声说：“建国，咱们好好过日子。”
李建国搂着她，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肥皂香味，说：“嗯，好好过。”
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在新糊的窗纸上，像镀了一层银。
六
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一晃就是几十年。
李建国在城关乡中学教了五年书，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到了县一中。他在县一中教了二十多年的语文，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后来当了教研组长、教导主任，最后在副校长的位子上退了休。王丽华一直在县城的第二实验小学教数学，也做到了高级教师，两个人一辈子没离开教育行业。
他们有一个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在一家科技公司当工程师。儿子结了婚，在省城买了房子，每年过年带着媳妇和孩子回来，家里热热闹闹的。
退休后的日子悠闲而平淡。李建国喜欢在阳台上养花，王丽华喜欢去公园跳广场舞。早上两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回来一个洗菜一个炒菜，吃完饭一个洗碗一个擦桌子，配合了几十年，默契得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偶尔也会拌嘴，为了一点小事争几句，但从来不过夜，往往是李建国先服软，笑嘻嘻地说一句“好好好，你对了你对了”，王丽华就绷不住笑了。
有时候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王丽华会翻出旧相册，指着那些泛黄的照片说：“你看你那时候多瘦，跟个竹竿似的。”李建国就凑过去看，照片上的自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站在学校后面的杨树林里，旁边是扎着马尾辫的王丽华，两个人都笑得很傻。
“你不也是，圆脸盘，小虎牙，像个中学生。”他笑着说。
他们就这样说笑着，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二〇一八年秋天，李建国参加了一个老同事的聚会。席间遇到了当年在城关乡中学教过的学生，如今也快五十岁了，在县里一个局当副局长。酒过三巡，那个学生忽然提起一件事：“李老师，你还记得咱乡那个粮所不？早几年改制了，现在变成了一片商品房小区。”
李建国端着酒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记得，怎么不记得。”
“当年粮所可是个好单位啊，多少人想进进不去。后来市场经济一来，粮食放开经营，粮所就没什么用了，先是减员增效，后来整体改制，大部分人下岗了。我听说当年粮所的那些人，后来干啥的都有，有的去南方打工，有的在县城开出租，还有的在超市当保安。”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刘秀英，想起那个低着头、话很少的姑娘。他犹豫了一下，问：“你听说过一个叫刘秀英的吗？当年在粮所当开票员的。”
“刘秀英？”那个学生想了想，“好像有点印象……哦，对了，我有个亲戚跟她是同事，后来好像跟粮所一个姓孙的结了婚。对，叫孙志强，当年在粮所当保管员的。两口子后来都下岗了，听说在县城开了个小饭馆，卖早点，日子过得还行。”
李建国听了，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回家的路上，他骑着电动车，穿过县城灯火辉煌的街道。几十年过去，这个小县城已经变了模样，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当年的乡供销社和粮所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超市、商场和住宅小区。只有那棵老槐树还在——他特意拐了个弯去看了一眼，它还在原来的位置，只是更粗了，更老了，树冠遮住了半边天。
他站在那棵槐树下，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他拎着一网兜水蜜桃，站在这里等刘秀英下班。那时候他二十三岁，对未来既期待又迷茫，以为婚姻就是找个条件合适的人搭伙过日子，差点就把自己的一辈子交了出去。
他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勉强。
如果当年他因为刘秀英的工作好、条件好，硬着头皮继续处下去，甚至结了婚，会怎样？两个人心里都装着疙瘩，一个心有所属，一个心有不甘，日子过得像两股拧不到一起的绳子，勉强凑合着，能幸福吗？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做了对的选择——不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刘秀英。她后来跟孙志强结了婚，虽然日子过得普通，但那是她自己选的，心甘情愿的。
他又想起王丽华，想起他们在杨树林里散步的那个下午，想起她念《致橡树》时认真的样子，想起她给他织的那条不太整齐的围巾，想起这几十年里无数个平淡而温暖的日子。他们不是没有过困难和争吵，但因为心里有彼此，什么坎都能迈过去。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他想起这句话，笑了。
回到家，王丽华正在客厅里看电视，见他进来，问：“聚会咋样？喝酒了没？”
“喝了一点。”他换好拖鞋，坐到沙发上，“丽华，我跟你讲个事。”
“啥事？”
他把当年和刘秀英相亲的事讲了一遍。这些事他从来没跟她详细说过，只是偶尔提过一句“以前别人介绍过一个”。今天不知怎的，他想全都告诉她。
王丽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看着他，眼睛里带着笑意：“你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想表达你当年眼光好，选了我？”
李建国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我是想说，幸亏当年没勉强。”
王丽华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因为常年握粉笔，指节有些粗大，掌心有薄薄的茧，但很温暖。
“其实我也要谢谢你。”她轻声说，“当年也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个在供销社上班的，条件也不错，可我见了一面就没再联系。我妈问我为什么，我说‘没话说’。我妈说‘日子过久了就有话了’，我不信。后来遇见你，第一次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我就知道，就是这个人了。”
两个人握着手，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正放着什么节目，谁也没看。窗外是县城的夜景，万家灯火，安静而温暖。
李建国忽然想起几十年前那个夏天的傍晚，他骑着自行车从刘秀英家门口离开时的情景。那时候天快黑了，他蹬着车，风吹在脸上，带着麦秸和泥土的气味。他心里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奇怪的轻松——像是解开了身上的一根绳子，又像是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梦里醒了过来。
他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见谁，会过什么样的日子，但他知道一件事：他没有勉强。
那是他二十二年的人生里，做过的最清醒、最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