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其统治前期曾展现出励精图治的气象，与后期近三十年不上朝的“摆烂”形成天壤之别。
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创下了“万历中兴”的短暂盛世，这也是他最值得称道的功绩。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此时万历的勤政有着细致描摹：年仅十岁登基的万历，每日需完成经书、书法、历史三项功课，中午在文华殿进餐后，仍需复习功课、练习书法，次日必须熟练背诵前一日所学经史，若背得结结巴巴或读出错别字，便会被张居正以严师身份质问，丝毫不敢懈怠。 |
他书法造诣颇高，十岁便能书写径尺以上大字，曾一口气写下十八幅大字赏赐群臣，却听从张居正的劝谏，放弃过度钻研书法，转而专注于经史与朝政。
前期勤政：被操控的“中兴”假象
在政务上，万历初期亦秉持勤政之心，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
•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杂税合并，按亩征银，简化税制，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库收入；
•吏治上：实行“考成法”，以“立限考事”“以事责人”，整顿官场腐败，提高行政效率；
•军事上：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倭寇、巩固边防，让大明边境得以安宁。
《万历十五年》中记载，这一时期的万历，即便年幼，也会按照冯保的指导，用朱笔批写内阁的“票拟”，对于重要官员的任命，会亲自圈定候选名单，彰显皇权职责。
他还听从张居正建议，废止铺张浪费的上元鳌山烟火，拒绝修饰宫室，厉行节约，体恤民生。这段时期，国库充盈、吏治清明、边患渐平，大明国力达到顶峰。
然而，这样的盛况并未持续，万历亲政后，逐渐走向怠政，最终以近三十年不上朝的“摆烂”纪录，成为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
“明实亡于万历”的定论，是对他后半程统治的沉痛注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更以微观视角，揭开了这场怠政背后的制度困局与人性挣扎。 |
其实翻开历史不难发现，所谓的万历中兴不如说是张居正中兴，一个10岁的孩子能做什么，我想大家是都知道的。
心理学视角：摆烂背后的情绪与困境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万历的“摆烂”并非单纯的懒惰或叛逆，而是长期压抑、习得性无助、身份认同危机与逆反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万历十五年》中描摹的帝王困境高度契合。
万历十岁登基，自幼便处于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中：张居正以“严师”身份掌控其学业与言行，小到经史背诵、书法练习，大到朝政决策，他都无法自主；冯保作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又从旁监督，形成“双重约束”。
这种长期的被动状态，让他的自我意志被不断压抑，无法体验到皇权应有的掌控感，埋下了情绪反弹的隐患。
亲政后，万历本想挣脱束缚、彰显皇权，却遭遇文官集团的坚决抵制，“国本之争”便是导火索。他多次试图立朱常洵为太子，而立为太子主要因其母亲，可以看出万历的成长经历的缺爱，这必然导致其感情观上的畸形，可以说是个恋爱脑了。
屡屡被文官以“祖制”“道德”驳回；试图修改礼制、提拔亲信，也被指责“不合章法”。这种反复的挫败，让他陷入了“习得性无助”——即多次努力后仍无法达成目标，逐渐放弃尝试，转而以“不作为”逃避现实。
那个10岁的万历再也没有长大过，有时候在皇帝这个位置上，他想左右的和能左右的差别太大。他意识到，即便身为天子，也无法掌控自己的意愿，无法突破文官集团构筑的枷锁，这种无力感最终转化为对朝政的彻底倦怠。
此外，逆反心理与身份认同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摆烂行为。
文官集团动辄以“明君标准”要求他，否定他的个人喜好、批判他的合理诉求，将他视为“需被教导的君主”而非“拥有独立意志的统治者”。这种持续的否定，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你们要求我勤政爱民、恪守祖制，我偏要不上朝、不批奏章，用消极对抗的方式，夺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同时，长期的角色冲突让他陷入身份迷茫——他既是被束缚的“傀儡”，又是名义上的“天子”，无法在两种角色中找到平衡，最终选择以摆烂的方式，逃避这种身份带来的枷锁与痛苦。
黄仁宇笔下“万历私下抱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正是这种心理的直接宣泄，是长期压抑后的情绪爆发。 |
摆烂恶果：王朝黄昏的开端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是其怠政的直接恶果。面对后金入侵，他既不临朝议事，也不调配粮草，仅靠内阁仓促决策，导致明军十一万兵力惨败，辽东主动权尽失，而他依旧沉迷私欲、无视危局。
很有意思的是，万历的青春期来的比较晚持续的又比较长，作为一个从小父爱缺失的皇帝，却被文官集团以道德绑架的形式，给予了父爱最讨人厌的角度--说教，但是却没有得到一点爱意，这也算是原生家庭问题了，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