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天，庄稼收了，场院空了，村里人难得闲下来。大队干部说，搞个文娱活动吧，热闹热闹。
李香珍是妇女主任，这活儿自然落在她身上。
她张罗着排节目。三句半、双簧、小合唱，全是自己编自己导。姐妹们给她面子，硬着头皮跟她上台。那个年代，姑娘家上台演节目，是要被人说“疯”的。可她不怕。她偏偏还给姑娘们做了漂亮的衣服。
那时候她已经跟着镇上的裁缝师傅学了两年，画图、裁剪、缝纫，样样拿手。别人穿的都是灰扑扑的粗布衣裳，松松垮垮，可她穿的是收腰的碎花小褂，领口别着一朵自己做的布花，往台上一站，跟画里走出来似的。村里人说：“香珍这丫头，手巧得没边了。”
那天演的是三句半。三句半是四个人演，前三个每人说一句，最后一个人只说半句，连说带敲锣。轮到李香珍说那半句，她把铜锣举起来，“哐”地一声，扯着嗓子喊了个“好”。
台下哄堂大笑。那是善意的笑，是村里人对她的喜欢和捧场。
笑完了，她抬眼往台下扫了一圈。就在那一扫的工夫，她看见一个人。
他没笑。
他站在人群后头，穿着一身军装，腰板直挺挺的，像一棵白杨树栽在了庄稼地里。月光和场院上的汽灯照着他，他的脸一半亮一半暗。他看着她，眼睛亮亮的，嘴角有一点很浅很浅的笑，像是怕被人看见，又忍不住。
她心里动了一下。就那么一下。锣还举在手里，她忘了放下来。旁边的姐妹拽了拽她的衣角，她才回过神。走下台的时候，她的心砰砰跳，不知道是因为演出，还是因为那双眼睛。
后来她才知道，他叫李明煌，是村里第一个军校毕业的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军官。转业后在北京工作。那天他正好回村探亲，邻居拉他来看演出，指着台上说：“咱村最好的姑娘都在上面了，你看上哪个，我去给你说媒。”
第二天，邻居先找了李香珍的爹李计成。
李计成从地里回来，在院子里蹲着洗脚，邻居进了门，笑嘻嘻地喊了一声：“计成哥，给你道喜来了。”
李计成抬起头：“啥喜？”
“李明煌，咱村第一个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在北京工作的那个，看上你家香珍了！”
李计成没接话，把脚从盆里抬起来，擦了擦。
邻居又说：“人家条件好着呢，北京有工作，有宿舍……”
李计成闷声说：“我再想想。”
晚上，一家人围在炕上吃饭。李计成把这事说了。
李香珍正端着碗喝粥，听见“李明煌”三个字，筷子顿了一下。
她爹说：“那小子家里穷得很。”
李香珍没吭声。
她爹又说：“你嫁过去，怕是要吃苦。”
她还是没吭声。把碗里的粥喝完了，放下碗，说：“我不嫁。”
齐秋歌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可第二天，又一个媒人来了。这次李香珍干脆连屋都不出。隔着门帘，她听见媒人在外屋跟她爹说话，声音不大，可字字句句钻进她耳朵里。她把手里的针线攥得紧紧的。
媒人走后，她爹进屋来，看着她说：“你到底咋想的？”
她说：“我说了，不嫁。”
为啥？说来也巧。村里有个姑娘，她姐姐跟李明煌一直有书信往来。那姑娘不识字，却格外关心姐姐的信，每次北京的来信，她都拿到大队里让李香珍念。念的时候，李香珍看见信的开头写着“大姐”，信的末尾写着“弟明煌”。她心里想：这人明明跟人家姐姐好着，还托人来说媒，不是耍人吗？
所以媒人来一次，她拒一次。谁来都不好使。
可她心里知道，拒绝不是因为讨厌，是因为她怕。怕自己一松口，就掉进一个坑里。可那个坑到底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
李明煌的探亲假只有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他天天来李香珍家。院子里的水缸空了，他挑起扁担就去村口的井边挑水。那扁担压在他肩上，一颤一颤的，水桶晃悠着，可一滴水也不洒。来回好几趟，把缸灌得满满的，水都快要溢出来。李计成说：“够了够了，别挑了。”他抹一把汗，说：“叔，不累。”柴垛矮了，他去村外砍柴，劈得整整齐齐，码在墙根底下。猪圈该垫土了，他推着独轮车去推土，一车一车地垫。李香珍的娘齐秋歌过意不去，说：“明煌，你是客，别干了。”他笑着说：“婶子，我不是客。”李计成在地里干活，他也跟着去。锄地、施肥、浇园，什么活都上手。他的手掌磨出了血泡，也不吭声。李计成回来跟李香珍说：“这小子干活不惜力。”她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动了一下。她躲在大队里不回来，李明煌也不恼。干完活，就坐在院子里，跟李计成聊天。李计成问他北京的事，他就讲。讲单位的事，讲路上见闻，讲食堂的菜。他说话不急不慢，声音不高不低，像他的人一样，稳稳当当。李计成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还问两句。一来二去，李计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改观。有一天晚上，他跟齐秋歌说：“这小子虽然家里穷，可人踏实，有担当。”齐秋歌说：“那你怎么不跟闺女说？”李计成说：“她自己看。”有一回李香珍回来得早，推门进院子，正看见他在劈柴。上衣脱了搭在墙头，只穿一件白背心，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太阳底下，汗珠子亮晶晶的，顺着他黝黑的胳膊往下淌。他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她，停了手，有点不好意思地把上衣拿下来披上。她转过身进了屋，没让他看见她的脸红了。可心跳的声音，她自己听得清清楚楚。那大半个月，他天天来。来了就挑水、劈柴、扫院子、下地。什么都干，干得不亦乐乎。李计成撵他：“天黑了，回吧。”他说：“再坐一会儿。”有一天，他忽然跟李香珍说：“你是不是因为大姐的事，一直躲着我？”他顿了顿，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像是要把那些年的事一件件翻出来。“我家里穷，你爹说得对。小时候上学，买不起笔，买不起本。大姐知道了，给我买。还有我的老师们，也给我买。没有他们，我连字都认不全。”“后来我去正定上中学，也是靠着大家的资助。大姐是其中帮过我最多的人。她比我大几岁，我叫她大姐，是真心把她当姐姐。我给她写信，是念她的恩情。我给老师写信，也是一样的。我每次回信都把钱还给他们了。你可以相信我，虽然家穷但是我没有外债了”他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稳稳地落在地上。李香珍低着头，没说话。可她攥着衣角的手，慢慢松开了。大姐走了以后，他送出去，回来又坐下。他笑起来的样子，跟当时他在台下看她演出时嘴角那一抹，一模一样。那笑容里有光，她看着那光，心里某个地方忽然就软了。那天晚上，李香珍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小小的白圈。她妈齐秋歌在隔壁屋听见了动静，轻轻走过来，坐在炕沿上，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说：“那小子，我看行。踏实，知道疼人。”李香珍把被子蒙在头上，没说话。可被子下面，她的嘴角弯了。探亲假结束那天，他走之前来了一趟，站在院子里，没进屋。秋天的风吹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落了。一封信八分钱，一周一封。信封上写着“李香珍收”，字迹端端正正，跟他人一样。她把信揣在怀里，等忙完了，躲到没人的地方才拆开。信纸上有时带着一股淡淡的墨香，她闻了又闻。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一遍，再读一遍。有时候读到某个句子，会忽然笑出来。然后趴在炕沿上写回信。不会写的字就画个圈，像小孩画的糖葫芦。她写完念一遍，觉得自己写得不好，撕了重写。一封回信，常常要折腾半宿。寄出去，等下一封。一来一回，正好一周。有时候信晚来一两天，她就坐立不安，一天往大队跑好几趟。邮差远远地骑着自行车来了，车铃叮铃铃响，她的心就提到嗓子眼。看见信封上那个熟悉的字迹，才放下来，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信里写什么呢？写今天下了雨，地里的玉米又长高了半尺；写她妈妈织了多少布，做了几件衣服；写新会又学会了新词，追着她叫“姐姐”。他写北京的事，写他们单位门口那棵槐树春天发了芽，夏天开了花；写食堂的菜今天咸了明天淡了；写他晚上加班，抬头看见月亮，就想起她。有一回她在信里写：“今天新会又哭了，我哄了半天，给他唱了首歌。”他回信说：“你哄孩子一定很好看。你唱歌的样子，我在北京都能看见。”她看了这句话，笑了半天，笑着笑着眼睛就湿了。有一回他在信里写：“我想你了。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你又在台上敲锣，‘哐’的一声，把我吵醒了。”她把那几行字看了又看，把信纸贴在胸口，愣了好一会儿。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信纸上，那些字像是镀了一层银。然后她趴在炕沿上，拿笔写了回信。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写了五个字：“我也是。好好的。”寄出去以后，后悔了，觉得太短。可又觉得，该说的都说了。信从薄薄的一张纸，变成厚厚的几页。纸从白的变成黄的，边角磨出了毛边。每一封，她都收着。压在炕席底下，平平整整的，谁都不让动。有一回新会淘气，翻她的炕席，被她吼了一句，新会吓哭了。她赶紧抱起弟弟哄，可心里还是紧张那些信有没有弄乱。后来盖了新房，搬了好几次家，从村里搬到县城。那些信终究是丢了。找不到了。可那些字，那些话，那份等信的滋味，一直装在她心里。不用翻，也忘不了。信纸还是那样薄，字迹还是那样端正。可这回的内容，让她心怦怦跳了老半天。“香珍，五一来北京吧。我带你去看看颐和园、北海公园。”她把这封信看了又看，然后揣进怀里，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刚发芽，嫩绿嫩绿的。她抬头看了看天，天蓝得不像话。她妈齐秋歌从屋里出来，看见她转圈，问：“咋了？魔怔了？”她要给自己做一件新衣裳。去北京见他，不能穿平时那件补丁外套了。她翻箱倒柜找出一块藏蓝色的布料，是她攒了好久的。量尺寸，画线，裁剪，缝纫，那台缝纫机嗒嗒嗒地响了一整天。她做了一件立领的斜襟褂子，纽扣是自己盘的，又细又密。做完以后穿上，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领口有点空，又翻出一条白底碎花的丝巾——那是她在供销社瞧了好几次没舍得买，最后还是咬咬牙买下来的。她把丝巾在脖子上绕了一圈，打了两个结，左右看看，笑了。出发那天，她天不亮就爬起来。把那件新衣裳穿好，丝巾系好，又把那条华达呢裤子熨了熨。她妈端着一碗粥进来，看了她一眼，说：“俊。”从村里到车站，再从车站坐火车去北京。火车上人不少，她靠窗坐着，把布包抱在怀里。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麦苗绿油油的，油菜花黄澄澄的。她把窗户开了一条缝，风吹进来，拂着她的脸，丝巾的一角飘起来。她想，他现在在干嘛？是不是已经到站台了？穿没穿军装？她提着布包走下火车，出站口人挤人。她踮起脚尖四处张望，心砰砰跳。然后她看见了他——李明煌穿着一身军装，腰板笔直，正朝着她走过来。她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又抬起头，说：“你也不赖。”他笑了，接过她手里的布包，牵起她的手。五月的北京，风暖洋洋的，槐花还没开，可空气里已经有了甜丝丝的味道。他带她坐上了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车上人多，他让她坐在座位上，自己站在旁边，一只手扶着椅背，把她护在里头。她侧头看着他的侧脸，他的下巴绷着，可嘴角一直带着笑。颐和园比她想的大得多。昆明湖的水绿莹莹的，佛香阁站在高高的石台上，远远望去，金瓦红墙，好看极了。他们沿着长廊走，长廊的横梁上画着一幅一幅的画，她仰着头看，脖子都酸了。他说：“这些画说的是故事。”她问：“什么故事？”他一个一个指给她看，讲得头头是道。她听着，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他们在湖边找了个长椅坐下。他从挎包里掏出两个烧饼，还有一壶水。烧饼有点凉了，可她就着水吃，觉得比家里的热馒头还香。他看她吃得急，说：“慢点。”她说：“饿了。”他又笑了。吃完饭，他们去划船。她不会划，他坐在船尾，两只手握着桨，一下一下地划。船在水面上慢慢走，荡开一圈一圈的波纹。她坐在船头，把手伸进水里，水凉丝丝的，从指缝间流过去。她看着他的倒影在水里一晃一晃的，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一辈子这样，多好。后来又去了北海公园。白塔在太阳底下白得耀眼，琼岛上的树绿得发亮。他们沿着湖边走了好几圈，谁也没觉得累。一路上，他给她讲他在北京的事，讲他们单位门口那棵槐树，讲他晚上加班抬头看见月亮就想起她。她听着，时不时笑一下，心里暖得像揣了一个小太阳。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红彤彤的。他说：“该回去了。”她点点头。两个人往回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叠在一起。在站台上，他把她送到检票口。她说：“我走了。”他说：“嗯。”她又说：“我下回还来。”他说：“好。”她走进检票口，走出去好几步，忽然回头。他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一棵树。她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她赶紧转过身，怕他看见。火车开动了。她靠着车窗，看着站台一点一点变小，看着他的身影一点一点模糊，最后消失不见。她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凉凉的。她想，下回一定要再来。一定。李明煌每年探亲假都会回来看望她。也会邀请她去北京。学生走了一茬，又来一茬。教的内容永远是最简单的——认字、算数、唱歌。可她从不厌烦。孩子们叫她“铁打的李老师”。她听了，只是笑。日子平淡，可也快乐。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村里贴满了大字报，红纸黑字，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喇叭里整天播着激昂的口号。耕读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们散了，她站在空荡荡的牲口棚改建的教室里，看着那块用木炭写字的黑板，心里空落落的。全国掀起大串联的浪潮。李香珍和校长、另一位老师商量后，决定去北京参加串联活动。她写信告诉了李明煌。他很快回了信，信里夹了钱，说：“你买票坐车来。不要骑自行车，太远了，你受不了。现在的铁路线上，挤满了胸前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到处是去北京串联的学生，人山人海。你一个女孩子，骑车不安全。”从家乡到北京，有两种走法：坐六个小时的火车，或是骑两天的自行车。她本来想过骑车——能省几块钱。可他不同意。她看着信上那几行字，心里暖烘烘的。她听了他的话。可火车票太难买了。车站里全是人，黑压压的，挤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红袖章，到处都是背着铺盖卷的学生。她挤了好几趟，都上不去。每一次被挤下来，她都站在站台上喘气，看着火车慢慢开走，汽笛声呜呜的，像在叹气。闷罐车是拉货用的铁皮车厢，没有窗户，没有座位，黑漆漆的，地上只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车门一关，伸手不见五指。车厢里挤满了人，有学生、工人、农民，人声嘈杂，空气浑浊，汗味、烟味、稻草的霉味混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可谁也不觉得苦。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去见毛主席，是一件光荣又兴奋的事。李香珍蹲在车厢角落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旧衣服和几个粗粮窝窝头。她把头靠在冰冷的车厢壁上，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咣当咣当”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敲在心上的鼓点，带着她一步步靠近北京，靠近那个思念的人。她闭上眼睛，想象着他站在站台上的样子，嘴角不自觉地弯了。闷罐车颠簸了整整一夜。车厢里有人唱起了歌，一开始是几个人，后来变成几十人，最后整个车厢都在唱。她也跟着唱，唱着唱着，眼眶就热了。天蒙蒙亮时，终于到了北京永定门站。车门“哐当”一声拉开，刺眼的阳光倾泻而入，照得人睁不开眼。她缓缓站起身，双腿早已蹲麻了，走路一瘸一拐。她跟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厢，出站口灯光昏黄，人头攒动。李明煌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腰板笔直，军帽戴得端端正正，正站在出站口外，目光急切地在人群中搜寻。他的头发被晨风吹得有点乱，可他顾不上整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每一个出站的人。那笑容里等待，有无数个夜晚的思念，有八分钱一封信的坚持。她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他快步走过来。她站在那儿，腿还麻着，动不了，就那么看着他一步步走近。“来接你。”他的声音沉稳而温柔。他伸出手，接过她手里的包袱。包袱不重，可他接过去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捧着的，像接什么宝贝。他牵起她的手。她的手因为蹲了一夜，冰凉冰凉的。他的手很大，很暖，把她的手整个包住了。她没有挣开。他带她来到一辆挎斗式摩托车旁。她坐在挎斗里，他跨上驾驶座，摩托车发动起来，发出“突突突”的声响。风呼呼地吹过耳畔，拂起她的发丝。北京的街道宽阔平坦，路两旁的槐树撑开浓密的绿荫，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斑驳陆离。她坐在挎斗里，侧头看着他的侧脸。他的下巴绷着，专注地开车。可他的嘴角一直带着笑。她看着看着，笑了。连头发被风吹乱都顾不上整理。那一周，他带她住进了家属宿舍。宿舍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插着一枝不知从哪儿折来的野花。她看见那枝花，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白天他去上班，她就在宿舍里擦桌子、扫地、叠被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水泥地上，白花花的。她哼着小曲，心里满满的。等他下班回来，他们一起去食堂打饭。饭盒递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手指碰了一下，都装作没事。可她的心跳得快极了。他还带她去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大字报和激昂的口号。她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那么多红旗，那么多红色的袖章。她跟在他身后，从一张大字报前走到另一张大字报前。人群拥挤，他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她，怕她跟丢了。有一回她的手被人群冲开，他立刻转过身，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到自己身边。他说：“跟紧我。”她说：“嗯。”串联的一周里，她和同伴们参加了在广场上举行的集会，听了各地来的学生代表发言，看了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到处都是歌声，到处都是标语。她跟大家一起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那些声音震耳欲聋，可她心里只想着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坐在他身边的那一小会儿。那些喧嚣好像一下子远了，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一盏灯，一杯热水。他给她讲单位的事，她给他讲村里的事。没什么要紧的，可两个人就是说不完。一周后，她回到村里。耕读学校没有复课，她暂时在家待着。可她和李明煌之间的信，一封都没断过。不是平时那种薄薄的信纸，是厚厚的一叠。信封也比平时大，沉甸甸的。她拆的时候手有点抖。就这么一句话。可前面写了满满两页，写他这些年的心思，写他攒下的钱，写他分到的宿舍，写他已经跟领导汇报过了。他说，宿舍虽然小，但是朝南，冬天有太阳。他说，他已经攒够了买一床新棉被的钱。他说，他想跟她过一辈子。她把信读了五遍。每一个字都看进去了。然后她把信折好，揣进怀里，在炕沿上坐了一下午。院子里有鸡叫，有风穿过槐树叶子的声音，有她妈在灶台边忙活的声响。她坐在那里，心是满的，可又有点慌。她爹看完，半天没说话。然后把信折好，还给她，说：“去吧。”那两个字，说得云淡风轻，可她听出来了，她爹的嗓子有点哑。她妈齐秋歌开始给她张罗嫁妆。她又给自己做了一身新衣裳。红棉袄，蓝裤子，都是自己裁自己缝。她妈在一旁看着，说：“领口再收一收。”她拆了重来。她妈又说：“袖子有点长。”她又拆了重来。那件红棉袄，她缝了拆，拆了缝，折腾了三遍。可临走那天，她穿的不是新衣裳。是一件缝缝补补的深蓝色外套。右肩膀上破了一个洞，她匆匆忙忙用针线缝了几针，白线露在外面，像一只小小的眼睛。不是她不想穿新衣裳，是她觉得，好的东西，要留到最重要的时刻。邻居们听说她要去北京结婚，都跑到胡同口来看，想瞧瞧她穿什么“洋气”的衣服。结果看到那件带补丁的外套，全愣住了。有人小声说：“香珍，你就穿这个？”她笑了笑，没解释。手里提着那个花布包袱，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到了车站，她才在车站旁边的小店里花了五块钱买了一件羽白色的斜纹外套，又花了四块钱买了一条华达呢的古铜色裤子。换上这一身，她对着厕所里模糊的镜子照了照，把头发拢了拢。镜子里的自己，陌生又熟悉。到了北京，李明煌的同事们听说“新娘子”来了，都跑来看。他们看到李香珍那件还没来得及换下的深蓝色外套——肩膀上那几针白线还露在外面——忽然齐刷刷地鼓起了掌。“要向李大嫂学习！”有人说，“勤俭朴素，多快好省，促革命抓生产！”她哭笑不得。她哪里是什么榜样？她只是连一件不打补丁的好衣服都拿不出来而已。可她看见他站在人群里，看着她，眼睛里有光。五月的北京，槐花开得满街满巷，空气里都是甜的。他们走在槐树下，花瓣落在她肩上，他伸手帮她拂去。手指碰到她的肩膀，两个人同时停了一下。办证的人跟他们要两毛钱的工本费。那人是个中年妇女，胖乎乎的，看着挺和善。她跟李香珍开玩笑：“新娘子，掏钱吧。”李香珍摸遍了自己所有的兜，干干净净，一个钢镚儿都没有。她直截了当地说：“我可没有。”他站在旁边，看了她一眼，笑了。那笑容，跟二十岁那年他在台下看她演出时嘴角那一抹，一模一样。他从兜里掏出两毛钱，递了过去。办完证，俩人从地安门走回宿舍。路不近，可谁也没说坐车。他走在左边，她走在右边。两个人的手背偶尔碰到一起，又分开，又碰到。最后，他的手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两个人都没说话，可她的手心里全是汗。回到宿舍，他们买了点瓜子和糖，分给同事们，就算是办了婚礼。没有酒席，没有鞭炮，没有红盖头。有人起哄，让他俩“亲一个”。他脸红得像刚出锅的红薯，她也脸红。两个人站在那里笑，谁也不动。同事们笑得更厉害了。那天晚上，人都散了。他把那封厚厚的信里写过的话又说了一遍：“以后，咱们好好过。”她点了点头。窗外有虫鸣，月光透过窗棂落在地上。两个人坐在床边，中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谁也没说话。可那沉默里，满满的都是话。07 一身军装见真情那一周，她见识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每天早上喇叭响起床号，他们一起去食堂打饭。食堂的馒头比村里的白，菜里偶尔有肉。他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她，她说“够了”，他又夹。他的同事们都叫她“嫂子”，她不好意思，脸红了不知道多少回。有一回他不在，一个同事悄悄跟她说：“明煌天天念叨你，我们耳朵都起茧子了。”她听了，心里像打翻了蜜罐。婚房是他父母家的西屋。一间小小的偏房，土墙，纸窗，地上铺着青砖。屋里只有一条被子、一条褥子。被子是新棉花絮的，可被面是旧的，洗得发白。褥子是粗布的，硬邦邦的。墙上糊着旧报纸，字迹已经模糊了。没有新被褥，没有新家具，什么都没有。他站在门口，看了半晌，什么也没说。可她看见他的拳头攥紧了。公婆没有给她买任何东西。按常理，新媳妇进门，婆家至少该准备两套新被褥。可没有。连一条新毛巾都没有。她心里不是不委屈，可她没说出来。她看了看他，他眼里有愧疚，有愤怒，还有心疼。那一个月，他跟着她住在娘家。每天打扫院子，劈柴，挑水，什么都干。他不上地里干活的时候，就搬个小凳坐在她旁边，看她踩缝纫机。那台缝纫机嗒嗒嗒地响着，她的手在布料上走，他的眼睛跟着她的手走。她说：“你看啥？”他说：“看你。”有一天傍晚，他们坐在院子里。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红彤彤的，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橘色。他忽然说：“无论别人怎么样，你不要和她们计较。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她低着头，没说话。可她记得，那天晚霞特别好看，风特别轻，他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稳。探亲假结束了，他回了北京。没过多久，她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两身女式军装，叠得整整齐齐，用布包着。那个年代，军装是最体面的衣服，穿上街回头率百分之百。她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她知道，这一定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换到的。她穿上军装，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自己，英姿飒爽。她忽然想起那年她在台上敲锣，他在台下看。那个画面，像刻在脑子里一样。那两身军装，她穿了很多年。穿旧了，洗白了，还是舍不得扔。有一回她拿出来看，摸着那几颗扣子，忽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后来的日子，有甜也有苦。公婆的刁难、妯娌的摩擦、一个人在村里带孩子的辛酸，都是她一个人扛。可他每个月寄回来的信，总是写着：“再等等，快了。”她等了一年又一年，等来了他寄的钱，等来了他写的信，等来了他托人捎回的衣裳料子。她一直没等到搬去北京的那一天，可她知道，他的心一直在她这儿。后来李香珍跟听她外孙女说：“找对象，不用看家里有多少钱，要看那个人心里有没有你。他穷，可他把他的所有都给了你。他没有外债，没有亏欠，干干净净地来娶你。这就够了。”
外孙女问她：“那你当年是怎么看上的？”
她想了想，笑着说：“他在台上看我那一眼，我就知道，这个人，行。”
她讲完这些，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看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叶子哗啦哗啦的，像有人在里头走路。她忽然说：“你知道吗，那年他在信里写‘我想你了’，我回了三个字。‘我也是。’那三个字，我一辈子没后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