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时期的知识分子，没有社会地位可言，那就是被称为“臭老九”的时代，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工资严重低于工人，甚至比农村劳务输出的都差了好多。
1996年我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孩子，由于来自农村，经常来回老家，坐长途车，从通达路，到陶然路，再到河东站，转来转去，几乎转遍了临沂城，终于出发。到了镇上，要租机动三轮，村里泥多，机动三轮车都不送到家，还得母亲推着三轮车过来接。时光悠悠，往事漫漫，一晃都三十多年了！
2000年前后，在老家过年，一过就得七八天，春节当天的拜年是必须的。记得，某年在一个叔家，那时候叔喝了些酒。过年的酒自来有，想啥时候喝就啥时候喝，叔是春节当天早上喝的。喝的还不少，醉醺醺的。平时见面都非常客气，自己孬好也算村里极为罕见的本科生了。
酒壮行色，酒后吐真言，叔，“上大学有什么用？你看看你们穿的用的”，然后又说起小学还没毕业就到沿海城市劳务输出的同村兄弟，“再看看人家，现在穿西装打领带，你看那小头梳的，油光锃亮，大相机一挎，就是个港客！”
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叔说得慢慢腾腾，却很有力量。我听了，脸是红的，言语是支吾的，心下自然也是明白的，那个叔说的都是实情。自己除了结婚穿过西装皮鞋，平时就没怎么穿过，相机就更不要提了，那是奢侈品。虽说在大学教书，可收入低的难以想象。96年毕业每月337元，2000年那时候也就五、六百块，跟他们到沿海城市劳务输出的少着好几百呢！
工作后结婚前最怕五一、十一，份子钱让人头大，每每入不敷出，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更紧张了，几乎每月都是月光族！为了给家里添一台空调，我们两口子要攒整整一年。
叔这样说，我也不惊讶，也不难过，因为那是读书无用论的时代。
那是一个脑体倒挂的特殊时代，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操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当时每月发了工资，先跑到羊汤馆喝碗3块或者5块的羊汤，羊汤可以免费续，第一碗老板给舀，不好意思，第二碗自己去加，就逮着羊油往碗里舀，倒上多多的醋，加上多多的辣椒，酸爽过瘾，别提多美味了！
现在想想非常的感慨，也偶尔出去喝羊汤，可不再喝全羊了，汤也不再加了，当然也不要羊油了，有时甚至一碗都喝不了了！人生就是一个悖论，想吃想喝想玩的时候没去做，等有一天你终于做到了，可身体又不允许了。活在当下才是真理，想做的事情抓紧去做，耽误了以后再做就没有原来的意义了。
前几天跟大学老师一起吃饭，我是老师毕业后带的第一届学生。既是师生又是朋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师来了兴致，跟我们聊起当年恋爱结婚的事。那时候没几个是自由恋爱的，老师家在城市，也没有自由恋爱。在大学男生女生都不怎么说话的时代，自由恋爱连自己都视为洪水猛兽。老师毕业后，同事给介绍了女朋友，是临沂国棉八厂的一个女工。两个人见了面，就没了下文。
不是老师看不上人家，是人家根本没有看上老师。媒人同事就打圆场，“哎呀，不见就不见，我们大学老师怎么能够找一个工人呢？”
老师只能哈哈哈地过去，谁让老师收入低呢？谁让人家国棉八厂的福利好呢？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根本没有福利可言，人家从幼儿园到中学全都包着呢！我比老师晚两年，当时也有别人给介绍过对象，是丝绸公司的一个女工。
虽然也不是很情愿，因为是同事介绍，也礼貌性的见了面儿。但从心底里来讲，自己是大学本科毕业，找一个工人总是感觉有点儿对不住自己，于是就作罢了。
想起上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政治老师，那是一身才华，讲课滔滔不绝，精神奋发，自信昂扬。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子矮一点儿，再加上工资收入低，又来自农村，找对象就成了老大难问题。在我们读高二的时候，他终于结婚了。
等有一天看到了她的媳妇，我们男同学感觉大跌眼镜，感觉考大学也没有意思。她比他还矮，却比老师要粗两到三倍！可人家工作好啊，在县城百货大楼的工作。
当时1996年前后，回到农村乡镇中学当老师的同学，要想找个县城的对象简直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华日摩托、声乐鞋厂的工人，她们对老师根本不搭理。
2005年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开始有了改观，到今天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大学老师再找对象，就可以挑挑拣拣了。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脑体倒挂极不正常，一个民族要想发展，一个国家要想复兴，如果知识不被重视，人才不受重视，那是痴心妄想。
幸好那个时代过去了，希望它一去不再复返。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让奉献者寒心，而应让智慧与汗水都得到应有的回报。
话说回来，那个年代没有自由恋爱，大多都是媒人介绍，不过婚姻家庭生活都很稳定。现在这个时代再也不把自由恋爱视作洪水猛兽了，可爱情婚姻似乎成了儿戏，那个时代民政局离婚处几乎没有生意，等同失业，现在的结婚处和离婚处的工作几乎平分秋色。这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