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曾先后师从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鲁道夫·拉班等，后来又投奔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
她从小在国外长大，却一直心心念念要回中国。
回国后，她为宣传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她虽然在舞蹈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她的感情经历却让人唏嘘不已。
戴爱莲
1916年，戴爱莲出生在位于拉丁美洲的特立尼达岛，她的曾外祖父母自太平天国时期就在这里扎下了根。
虽然在这里住了很久，但是戴爱莲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是客家人），而且她相信总有一天她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小时候的戴爱莲是个倔强的女孩，她吃不惯岛上的鱼，就爱吃中国的蛋炒饭。
为了让爱莲吃鱼，父亲生气地提着她的两只手，转了两圈，把她扔到地上，问：“你吃还是不吃？”
小爱莲大声喊着：“我就是不吃鱼，我要吃中国的鸡蛋炒饭！”
父亲没办法，只好满足她。
当蛋炒饭端上桌，她才迫不及待的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戴爱莲从小喜欢跳舞，是深受她十一舅的影响。
十一舅喜欢一边看杂志，一边对着镜子练习健美。
这时候，戴爱莲就会模仿他。
舅舅告诉她，人的身体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的礼物，要好好爱惜。
戴爱莲说以后就用身体来跳舞。
于是她就有模有样的跳了起来，舅舅把她抱起来：“小爱莲，你要记住，你不仅要给我跳，你还要给所有的人跳，要跳出你的快乐和自信，并且把它们传递给所有人，是的，所有看到你跳舞的人。因为，你跳得太好了！”
如果说舅舅是她热爱舞蹈的启蒙者，那么表姐就是她学舞蹈的引路人。
她的表姐叫陈锡兰，长得非常漂亮，在英国读书期间学习了芭蕾舞。
有一年，她来到特立尼达岛戴爱莲的家里过暑假，期间她每天还要练功，表姐练的时候，戴爱莲就在旁边也跟着练习，表姐看她练的有模有样，就会教她。
戴爱莲对东方美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喜爱——“我也会长得像表姐一样美，我也要像她那样跳舞！快乐自己，愉悦别人！”
后来，戴爱莲爱上了芭蕾，但是由于父亲爱赌博，导致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不好了，母亲没有多余的钱给她报舞蹈班，没办法，她只能站在舞蹈教室外面偷偷的学。
十一舅知道以后，出钱给她报了舞蹈班。
14岁那年，为了更好的学习舞蹈，戴爱莲去了伦敦，跟着舞蹈家安东·道林学习，之后又跟着玛丽·兰伯特、克拉斯克等老师学习舞蹈。
她在练习芭蕾舞的同时，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还接触了现代舞。
之后，戴爱莲加入了一个舞蹈团，在此期间，她编排了具有中国历史元素的舞蹈《杨贵妃》。
当戴爱莲通过报纸了解到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残暴横行，她悲愤不已，自编自导了《垂柳》来表现中国人民的苦难，还编了一支以抗日为主题的现代舞《惊醒》。
戴爱莲终身难忘在英国学习的这段时光。在这里，她学会了自食其力，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自强不息，如何在艰苦中创造快乐。
由于父亲破产，他没有能力在支付戴爱莲的一切费用，为此他催促戴爱莲回家。
可是戴爱莲却坚决就在英国完成学业。
为此，在课余时间，戴爱莲开始不断地寻找各种工作。为他人化妆、做灯光设计、打扫卫生、在电影里跑龙套、做戏剧服装、做面具。
但是由于战争的爆发，戴爱莲所在的学校停办。此时的戴爱莲有着很强烈的回国的想法，她只是苦于没有回去的有效办法。
几经辗转，戴爱莲终于坐上了回国的轮船。
经过一路颠簸，船终于行至槟榔屿，戴爱莲的大姐过来接她。
大姐对她说：“你看，我婆家这边的经济条件十分好。你嫁给我的一个朋友，留在马来西亚和我做伴好不好？”
“不，我的目的是前往中国。我不会留下来。”戴爱莲坚决地说道。
戴爱莲在美丽的槟榔屿住了四天，被大姐送上了飞往吉隆坡的飞机。在吉隆坡，爱莲乘上了前往中国的又一艘轮船。
1940年，戴爱莲，这位24岁的姑娘，带着激情与好奇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香港。
到香港不久，宋庆龄就派秘书过来找戴爱莲。
戴爱莲得知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在国外，她早就从各大报纸上读到过有关宋庆龄的新闻，知道宋庆龄在中国有着国母般的社会地位，而且宋庆龄是个十分有魅力的女性。
戴爱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和宋庆龄见面后，戴爱莲加入了保卫中国同盟组织，开始了抗日义演。戴爱莲在英国读书时自编的独舞现在都派上了用场，她用义演筹到了不少钱，这些钱都用在了为前线伤员买药品上。
之后，戴爱莲与宋庆龄的关系非常好。
宋庆龄还把很多质地好的旗袍送给了戴爱莲。
1947年，戴爱莲在中国乐舞学院教学，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自己吃苦无所谓，但是看到自己的学生们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戴爱莲心里很难过，她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宋庆龄。
宋庆龄当时在救济总署担任一个职务，很快，她给孩子们送来了衣服、奶粉和猪油。
1979年，宋庆龄去世，在伦敦的戴爱莲含着眼泪，第一个去使馆灵堂吊唁。
1948年在国立师范学院与北平国立艺术学院任教。
戴爱莲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人之一，为新舞蹈事业培养一批专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之后，戴爱莲先后担任华北大学三部舞蹈队队长和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团长及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等职。
自从戴爱莲回国后，她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可以说她在事业上是成功的。
然而，在婚姻上，戴爱莲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一生追寻爱情，却发现那爱情之光是不可能常驻的。她告别初恋情人威利，回到祖国，先后又经历了两次婚姻，但是到最后，她还是一个人孤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伦敦学习舞蹈期间，由于学校停课，戴爱莲没有住的地方，通过朋友，戴爱莲认识了一个叫威利·苏考普的人。
1984年的戴爱莲和威利
威利，1907年生于奥地利，他家境贫寒，父亲是个制鞋匠。威利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绘画才能。
后来他考进了当地的艺术学校，和戴爱莲相同，威利独立性很强，他很早就脱离了家庭而自食其力。白天，他在学校学习；晚上则外出打工——为别人雕刻雨伞头。
达亭顿学校校长去奥地利访问，正巧看到了他的课题作业，不由得被威利的艺术天分所吸引，他邀请威利去达亭顿学校访问3个月。在这里，威利租了一间工作室，一边从事雕塑，一边出售部分作品。
认识了威利之后，戴爱莲住在他的工作室里。
就这样，戴爱莲负责做饭，威利为她提供住所。两人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生活。
在这期间，两人也成了好朋友。期间，威利还给戴爱莲创作了一副大理石雕像。
有一次，两人去森林里散步，两人边走边谈，遇到一个水坑，威利怕爱莲踩水，就把她抱过去。
从那之后，戴爱莲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威利。
就在她憧憬着两人的未来时，威利却面带愁容地告诉她，自己的未婚妻西蒙在已经参战的法国度假，他非常担心她。
戴爱莲听到这里，瞬间明白了。她对威利非常有好感，可是他已经有了未婚妻。
两周结束后，戴爱莲回到了学校，威利的女朋友西蒙也来了。
在校园里，戴爱莲远远地看见威利和西蒙走在一起，两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她内心涌出了一股悲伤“我从来没有这样难过过，我已经爱上这个人了！”
戴爱莲在花树下站了好久，“可是，我要忘掉他！我会忘掉他的！我一定要忘了他！”戴爱莲对自己说。
之后，戴爱莲便回了国内。
如果说威利给了戴爱莲美好的记忆和向往，给予她的是梦幻之光，而陪伴着戴爱莲走过了十年婚姻生活的叶浅予，则给予她的应该是土壤和水。
1940年，回到香港的24岁的戴爱莲在为抗战募捐演出的时候认识了叶浅予。
叶浅予是个画家，当时正处在与邵白波分手后的痛苦之中，而戴爱莲也处在失去威利的痛苦中。
要想从上一段痛苦的感情中走出来，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是最好的方式。
当时戴爱莲收到了威利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经结婚，并且十分幸福。
戴爱莲相信自己也一定会幸福的。
于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在半个月的相处中萌生了爱情。
叶浅予不仅相貌英俊，而且在绘画方面有着极高的天分。那时，只要戴爱莲演出，叶浅予就用最快速、简练的线条去捕捉舞蹈之美。
以至于，戴爱莲对叶浅予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所以，当他们的义演一结束，两人就决定结婚。
婚礼的司仪是宋庆龄，婚礼很简单，
这一年，戴爱莲24岁，叶浅予33岁。
叶浅予和戴爱莲
婚后，他们原本打算去延安的。但是路过重庆市，在周恩来夫妇的建议下，他们留在了后方抗日。
然而，在相处的过程中，戴爱莲有一些东西却无法和叶浅予交流。有很多次，她都想把她在英国的那段恋情讲给他听，可是叶浅予却认为那都是她过去的事情，他不想去了解。
虽然没有交流，但是叶浅予却是深爱着戴爱莲，他一直为她默默地做着幕后工作。
她演出时，他为她打点一切，民族舞蹈《哑子背疯》的鼓点就需要他亲自上台去打。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叶浅予受命去参加民族访问团，在北平短暂的停留之后，叶浅予又不得不去往新疆。
当时戴爱莲留在北京，担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在此期间，戴爱莲收到了威利寄来的书信和他们的全家福。他和西蒙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1岁的儿子。从照片上看，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
看到初恋过得幸福，戴爱莲既开心又悲伤，悲伤的是叶浅予并不是她理想中的爱人。
1950年，当叶浅予完成工作回到北京时，戴爱莲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吧。”
叶浅予听到后，如雷轰顶，没想到自己深爱的妻子竟然有了外遇，他问对方是谁，戴爱莲只是告诉他那是曾经在他们家住过的一个青年舞蹈家。
这个青年叫丁宁，是戴爱莲的学生，比她小了很多岁，青春有活力，和他在一起，让戴爱莲就像初恋威利在一起一样。
相比不懂交流沟通的叶浅予，戴爱莲更希望和丁宁在一起。
知道真相的叶浅予尽管深深爱着戴爱莲，但是他依然选择了放手。
1940年到1950年，两人在一起十年后分开。
爱情是无私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为他赴汤蹈火。可爱情也是残忍的，如果不爱了，即便是再深切痴情的挽留，也会无动于衷，因为曾经心尖上的人，早已经不是自己。
不久，戴爱莲和丁宁结婚。
就在她向往着两人婚后幸福生活的时候，丁宁却卷走了她所有的财产，带着这些年从她这里获得的名声和金钱远走高飞。
叶浅予和戴爱莲离婚后，又娶了电影明星王人美，可是两人的性格不合，再加上各自心有所属，叶浅予一直忘不了戴爱莲，而王人美心中也想着别人，他们的婚姻也不幸福。
1979年，分别四十年后，在英国伦敦拉班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戴爱莲和威利见面了。
戴爱莲对威利说：“知道吗？我一直无法忘记你。我用了40年的时光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成功。”
但是她并没有把自己不幸的婚姻告诉威利。
1993年，威利的妻子西蒙去世了。
戴爱莲知道后，毅然飞赴伦敦，陪伴威利。他们还一起造访达厅敦艺术学校，重温那段短暂却美好的时光。
1994年，威利中风，他在病床上要求自己的儿子给爱莲打电话，说自己希望看到她。戴爱莲接到电话后，就去英国探望威利。在病房里，威利问她：“爱莲，你能留下来吗？”
就这样，戴爱莲留下来陪了威利一年的时光，直到他去世。
威利去世不久，叶浅予也在北京走完了命运多舛的一生。
戴爱莲的两位爱人在同一年去世，他们别用雕塑和绘画为戴爱莲留下了一生中最美的身影。
从这一点上讲，戴爱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用爱催生了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同时又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得到永生。
之后，戴爱莲又回到中国北京。在那间简朴的公寓里，她独自一人，以舞为伴，生活了12年。
叶浅予说，他一生最爱的是戴爱莲；戴爱莲也说，她一生最对不起的是叶浅予，因为是她亲手推开了那个最爱她的男人。
一代舞后在舞蹈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不可估量，很多人替她的婚姻感到惋惜和遗憾。
或许对于戴爱莲而言，在感情里，她是没有任何遗憾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