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琪 | 蒙古族跨族婚恋小说: 作为蒙汉民族交流的一种想象方式

      在中华多民族历史框架中，跨族婚恋具有改善族群关系、促进族际和谐交往的多重隐喻性质，上至君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对此都怀有超出情感、婚姻本身的很高的文化期待。在中国历史上“和亲”曾经是中央封建王朝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表达友好交往态度的治国方略，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首领之间、与西南高原部落首领之间的通婚，在金戈铁马、征伐迁徙的民族史画卷中融入了温情缱绻、儿女情长。这种皇室与边疆族裔首领“和亲”的策略，后来被清朝皇室发展成为维系其与蒙古王公之间亲密政治关系的“额驸”联姻制度。“联姻作为一种感情色彩很重的政策，也许不如强制性手段来得迅猛，效果直接，但也有其他方式起不到的作用，即: 通过双方在血统上、心理上的接近，使蒙古王公产生与清王朝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亲密感，增强与清室共同维持统治的愿望”。皇族宗族的族际通婚往往能被记录进史册，但却是极少数，而民间底层的族际通婚实际上更加普遍，数量也更为庞大。相比较而言，民众中的族际通婚褪去了政治色彩而渗透了文化和情感内涵。

汉族与少数民族对跨族婚恋的态度不尽相同，彼此的亲和程度会随着时间、地理、政治、文化等因素而发生变化。总体来讲，基于文化的包容性和独特的 “天下观”，汉族相对来讲更加开放和主动，“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少数民族对族际通婚态度更为谨慎，不同年代其态度和策略也有所调整，这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尤为明显。例如清朝是满族统治全国的一个朝代，对族际通婚的政策就有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清初，满族婚娶重视民族身份，禁止满、汉通婚，如果满人违背政策与汉人通婚，就会被取消很多特权，除此之外还会受到舆论方面的谴责。“但满族入关后，杂居汉族地区、民族融合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满汉不婚的禁忌愈来愈被打破了。统治者只好承认既成的事实”。历史上无论哪个少数民族，在掌握中央政权后，为了加强族际交往与融合、增强中央政权的凝 聚力，几乎都要实行鼓励跨族通婚的政策。

跨族婚恋这种基于身体与情感的结合而达到民族混血与文化交流的行为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跨族婚恋叙事。它往往以爱情、婚姻为故事结构，诉诸民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主题。蒙古族小说继承了历史上以及文学传统中的这种“婚姻—民族” 的隐喻象征意义，同时又在新时期民族意识觉醒的观念促发下融入了民族文化认同，从而使得文化融合夙愿与彰显本民族风采得到双重强化。如海泉的《南迁》、察森敖拉的《你也是蒙古人》、甫澜涛的《麻山通婚考》、玛拉沁夫的《爱，在夏夜里燃烧》、苏尔塔拉图的《重逢》等等，这些小说都是借助两个异族青年男女的爱情展开蒙汉文化互动的想象，作者非常巧妙地借助异族观察者的视角来发现他者的独特性，赋予男欢女爱以强烈的文化内涵，尤其强调汉族对蒙古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重新发现。

在民族化的“知青小说”中，汉族男与蒙古族女的民族与性别模式尤为跨族婚姻题材所热衷，汉族男由中心城市来到边缘，发现了蒙古族文化的魅力进而融入草原是常见的故事结构模式。女性提供的无限开阔的想象空间可以尽情展现博大精深的蒙古族文化，女性的淳朴善良、坚强勇敢、博大无私的性格特质也符合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期待，而男性的观察视角和叙述口吻在叙述学中也被认为是较可信赖的，异族身份也避免了本族自我评价带来的主观溢美嫌疑，因而在这类小说中汉族男与蒙古女想象较为普遍。海泉的《南迁》讲述了汉族小伙子周元在 “支边建设”中爱上蒙古族部落少女杜勒玛的爱情故事，恋爱的过程也是发现蒙古族文化魅力的过程，它体现在一个个蒙古人身上。杜勒玛姑娘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她美丽善良、坚强勇敢，在那个政治肃杀、人人自危的年代给了周元母亲般的温暖和安全感。在执行特殊任务过程中，其他几个同行的“危险人物”在后来的生死考验中都发出璀璨的人性光华: 那个特殊年代被定性为“投敌变节”分子的朝乐蒙，“沉默寡言，惜语如金。白天赶羊群，晚上读书”，实际上是个单纯、视书如命又有信仰的知识分子; 杜勒玛的父亲回拉克这个表面看起来凶悍的蒙古人生存经验丰富，几次在危难中救了周元，还在最关键的时刻牺牲了自己，保护了集体的财产和两个年轻人的生命。恰恰是这些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人格精神使周元重新认识了这块充满神奇的土地和它所孕育的部落文化，那种雄浑宽广、坦荡无私的文化品格犹如蜿蜒起伏的大兴安岭沃野，彻底征服了汉族人周元。除此之外，察森敖拉的《你也是蒙古人》同样是采取了汉族男与蒙古女的恋爱模式传达对蒙古族的文化认同感。汉族人韩生禄从东部的农村逃出来后一直流浪在草原上，没有归属感，直到他遇上了美丽又泼辣的蒙古族姑娘蒙根花，他逐渐喜欢上草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真正的蒙古人了。这种身份转变来源于爱情的力量和蒙根花的影响，蒙根花代表作者对蒙古族文化的一种想象。她出身贫苦，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倔强不服输，不向困难低头，反而凭借自己坚强勇敢、精明强干闯出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故事的结尾是韩生禄再次唱起了《蒙古人》: “蒙古包的缕缕炊烟，轻轻地飘上蓝天，茫茫的绿草地，是我成长的摇篮……”新的身份认同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是文化认同与情感依附，显然作者认为跨族婚恋是实现这些的最好途径。

跨族婚恋在潜移默化中会推动民族的血缘交融和文化融合，也因此它在民族对立和隔阂时期面临巨大阻力。即使在民族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由于族源、习俗、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在现实中两个异族的有情人成为眷属也非易事，它不是男女个人感情的私事，“两族成员间的通婚愿望是否得到本族群体的支持，这是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讲，“两个族群的文化同化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族群之间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这种情况下，两个民族间才会出现较多数量的通婚，否则跨族婚恋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阻力。当然在新时期的蒙古族小说中，作者都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异族的青年男女最后都艰辛而又必然地获得了美满的幸福，因而艰辛斗争的过程是什么，障碍和阻力从何而来显得尤为重要，它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关注点和思想深度。

很显然，不同作品对跨族婚恋的阻力有不同认识，有些作品认为这是观念和思想误区，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力量对人的禁锢，因而转变观念是跨越障碍的关键，这是基于文化大融合认识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各个民族虽有民族界限而实际并没有文化的鸿沟，人类文化的共性可以使不同民族身份的人和平共处。《麻山通婚考》就讲述了这样一个察哈尔蒙古族麻山牧村被错误观念和习俗禁锢多年终而被解禁的故事。“蒙汉不通婚，这是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老规矩，更多的人说是祖宗成吉思汗立下来的老规矩，谁敢违背! ”旧习俗观念成为爱情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使那些为爱情无所顾忌的青年男女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汉族小伙子大贵与蒙古族少女阿丽玛的跨族恋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大贵是在饥荒年代随父亲落户草原，在这里他受到了麻村人兄弟手足般的待遇，还与蒙古族小伙子吉亚泰结拜为兄弟，但是与蒙古族少女阿丽玛的纯洁爱情却遭遇巨大的障碍，他 被阿丽玛的父亲“放牲”，绑在马背上驮着从麻村中驱逐。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回到麻村时，阿丽玛与义弟吉亚泰已经结婚生子。孤单的大贵是这种禁婚习俗的受害者，只有他亲身体会到要触动这种陈规所经受的伤害和惩罚，所以他拼命要去制止下一代年轻人悲剧的再次发生。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在转变，大贵以前的恋人阿丽玛坚决支持女儿的跨族恋，她说，“我不想让塔娜走我的路啊! 姑娘家嫁不了心上人是啥滋味?”大贵的弟弟二贵也以法律来捍卫年轻人自由恋爱的权利: “婚姻法也没说蒙汉不通婚，别抱着老皇历不松手。”但是多年的伤害在大贵心里扎下了根，他依然坚决反对，并在与二贵理论时失手打死了亲弟弟，自己身陷牢狱，等刑满出来时人已经老态龙钟。一个年轻人的热血青春就这样消逝，当然他换来的是教训，是两个民族开始通婚的先例，大贵的侄子小宝和蒙古族少女塔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结婚了，两个人是麻山蒙汉通婚的第一例。在蒙汉通婚喜庆的背后浸透了大贵、阿丽玛、二贵等人的血泪和沉重，也是作者立意表达的破除观念的魔咒、自由享受生命绽放的励志传奇。

把落后的习俗观念看成是跨族婚恋的阻力障碍，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在文学处理上相对来说要简单，这类作品往往更侧重表达的是爱情和人性，而民族、身份等等话题并不是其最终旨归与诉求。相反，有些作品把现实的民族差异想象成跨族婚恋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情况纠缠的因素就比较多，作者往往把自我与他者、游牧与现代、强势与弱势、城市与草原等二元化的社会话题纳入到民族差异范畴中，借助 “性别——婚姻”关系场展开对话与博弈，这背后隐含着创作者对族际交流中文化主体性以及平等地位的深入思考。苏尔塔拉图的《重逢》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它讲述了一个老妈妈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草原上寻找自己的女儿王晓梅的故事，妈妈想把女儿带回到北京去工作，但是她发现女儿不但热爱自己的工作，还爱上了这里的人，她已经和草原上的小伙子巴特尔相恋并准备嫁给他，这时王妈妈的偏见和阻挠成了一对年轻人自由婚配的最大障碍。而实际上真正的障碍是一种文化差异，王妈妈身上有现代城市、汉族的双重文化优越感，而巴特尔一家有一种地理上处于边缘、文化上落后的自卑心理，他们在王妈妈面前战战兢兢，巴特尔的父亲 “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实人，光知道垂头抽烟，什么话都不讲”，巴特尔的母亲在遭到王妈妈冷落后只好以忙碌来掩饰尴尬，被拒绝后还涕泪涟涟，都显示出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族群关系中，基于地理、职业、人口、城乡等结构性差异造成的族群自我身份认知，以及它带给族际交往的潜在影响。在小说中，王妈妈和王晓梅的民族、文化、地域的优势都决定了她们有很强的主动性，在这次婚姻成败中掌握着主动权，能否成功全在她们的观念转变，王晓梅的实际生活已经锤炼了她，她认可草原、蒙古族和奋斗的方向。而王妈妈的转变多少带有戏剧性、偶然性因素。在王妈妈四处奔波为女儿办离调手续的时候，发现苏木书记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她在部队工作时的恋人，如今都是单身的两位老人再续前缘，因而她也就认可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来自城市的汉族母女两人最终都嫁给草原上的蒙古族男人，这是让人满意的大团圆结局，但是两个年轻人的幸福完全在于王妈妈邂逅旧恋人的偶然性上，这喜剧中多少含有点悲剧意味。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中的跨族婚恋叙事暗含着作家的一种多民族文化视野和干预现实的文学抱负，作者融入爱情、性别、民族文化等元素来结构一个跨族爱情故事，是对历史上中华多民族间“分而不裂、融而未合”的文化亲缘关系的模拟和重构，是力图打开一个想象的空间探讨不同族源文化交流的障碍和真正融合的可能性。蒙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在新时期伴随着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和频繁的人口流动，这种文化间的互溶性不断加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的真正平等的交流和融合，障碍在哪里，我族如何想象他者，“我”与“他”能否形成真正的文化认同等等，都是作者在积极思考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中被提出来是基于社会转型和文化“差异视野”，在新时期蒙古族由传统游牧文化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蒙古族社会遭遇巨大的精神困惑。机器主导的工业社会和现代化价值观念正在瓦解着游牧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到底是保持自我还是踏上现代化列车，这对转型期的游牧社会来讲是一个问题。作家阿云嘎曾说，“在如日中天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面前，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那轮正在下沉的落日和那面逐渐暗淡着的晚霞。

但别以为凡是过时和行将消失的都是不好的东西。不是的! 我倒是认为，我们正在不得已地丢弃着很多美好的东西……”作者感慨现代工商业文明对传统游牧文明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影响，那种迫于发展的顾虑而不得不跟进的无奈溢于言表。这是笼罩在新时期蒙古族小说创作中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很多作品在相应的故事结构中都设置了传统游牧文化发展的困惑和与他文化交流的障碍，在跨族婚恋中都有起初对异族文化婚恋对象的误解和疏离，可以看做是这种焦虑情绪的文学反映。

新时期蒙古族的社会转型触发了作家对民族文化差异的比较与探索，然而跨族婚恋小说更内在地遵循着“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主流话语的规约，这可以视作蒙古族作家一直珍视和积极维护蒙汉民族友好关系的优良文学传统，当代文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玛拉沁夫、敖德斯尔一直到新时期的阿云嘎、郭雪波、白雪林等作家，一直在以自己的独特文学方式建构这种民族关系话语。正是在“差异探索”与“文化融合”的双重话语规约下，形成了跨族婚恋小说独特的追求和谐的美学状态。跨族婚恋虽然遭遇阻力和障碍，但结局总是圆满的，象征着蒙汉民族关系的友好和融通。作者着力点不在挖掘文化差异，而是探索以何种方式缝合现实的裂隙，从而形成文学性的和解方式以抵达一个美满的大团圆结局。不可否认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蒙古族小说在表现蒙汉文化冲突与融合方面点到为止、思而不深的弱点，甚至机械地演变为一种故事模式的自我束缚。

蒙古族跨族婚恋小说如何突破这些思想和形式束缚，以提高文学表现力和现实影响力，是当下蒙古族创作和研究领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从创作实际情况来看，真正把握不同民族间源发性和动态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既涵盖差异又超越差异的“文学—文化”建构，乃是今后文学创作的关键。其实“视野分歧”乃 “视野融合”的推力与基础，必须首先认真思考民族文化差异的一些根源性因素和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出现的新差异，才有可能形成族际真正有效的对话、沟通，彼此之间才可能相互滋养和相互融合。在民族文化原创期形成的差别可以称之为源发性差异，比如基于语言、地理、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等; 而后来在时代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各自特征可以称之为动态性差异，比如蒙古族和汉族在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节奏、方式和形态都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对这些源发性和动态性的文化差异须作深入的思考并纳入文学建构中，才会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学创造性，比如作品《重逢》，面对蒙汉文化差异作者积极建构理想的民族文化人格以及民族自我现代化道路的设想，还有很多作家对民族与性别、叙述身份的策略性使用，都可视作蒙古族文学不断成长的表现。如果对差异采取回避态度，势必会形成文学的空洞无物和修辞上的陈陈相因，这是需要警惕的。总之，现实中的跨族婚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蒙古族跨族婚恋小说须不止于表现华夏中原与边缘、汉族与少数族裔血浓于水的文化亲缘关系，更要深入思考这种混融和谐的阻力和破除阻力的动力源泉，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学书写，如此文学才能在审美之外发挥参与现实和建构世界的社会功能，也才能在公共思想领域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

本文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注释请参考原文

丁琪，女，1976年出生，上海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天津文学与文化；著有《游牧美学与现代品格：社会转型期的蒙古族小说》《性别研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专著；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蒙古族小说民族认同与文化思想研究》、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新时期蒙古族作家草原生态小说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应急）课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津味元素研究》，主持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林希创作论》等；发表有《新世纪市井小说：城市新价值观的崛起与文学反应》《摩天轮、空间生产与现代性》《新时期蒙古族小说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等学术论文4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