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阿离，好久不见。

近几年，互联网上流传着大量关于催婚的帖子。在海量的评论中，一拨人拥护婚姻，另一拨人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我想尝试着来聊聊这个话题。

最近在拜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获取了一些灵感。由于目前只浅读了第一章节，暂时基于此章节的论点，我有了以下的思考。

一、异化：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处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一句很精妙的话：商品是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它的“可感觉”的部分，是它的自然属性——比如一张桌子，它是木头做的，可以触摸，可以放东西。

但它的“超感觉”的部分，是它的社会属性——作为商品，它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在市场上被交换，被标价，被纳入一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体系。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异化”概念——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疏离。

而在二十多年后的《资本论》中，他将这一批判深化为“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商品世界里，人创造的社会关系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反过来支配了它的创造者。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劳动过程本身、同自己的本质、同他人都陷入了分离与对立。

的确，在如今的社会结构里，在资本逻辑下，劳动变成了一种被迫的谋生手段，整个社会变成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生产。

我们出卖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情绪、创造力，甚至整个生活状态都被资本化。

我们的价值，被一个单一刻度——市场交换价值——所衡量。我们活着，似乎就为了让抽象的“价值”不断增值。

二、彼此成为工具般的存在

两个人相识，默契地跳过“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直接进入“他的条件怎样”的计算程序：收入、学历、房产、户口、外貌……彼此都默认，对方是满足一定需求的条件集合体。

起初，一切看似运转良好，因为双方都遵循这套规则， 清楚知道自己在交换什么。

然后，基于现实问题，两人选择分工合作：一人参与社会劳动，另一人参与家庭劳动。

但是，时间久了问题就会出现：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一方，获得了可见的社会认可：职位、薪资、人脉、社会地位等，这些都是被市场承认的价值。

这一方的劳动成果，也就成为了家庭收入的来源，在家庭中拥有分配的权利。

而另一方的劳动——无论是干净整洁的居家环境、美味可口的饭菜，还是在教育子女中所耗费的精力——这些劳动虽然实实在在地支撑着一个家庭的基本运转，却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换，不被折算成实在的货币，不被计入“成就榜”。

因而在交换逻辑的评价体系里，他的劳动成果被系统性地忽视和低估。

显而易见地，呈现出这样的现象：一方在社会评价体系里价值上升了，另一方没有同步增长，价值上升的那一方开始觉得“亏了”，觉得自己应该匹配更好的交易对象。于是要么在关系里变得傲慢，要么索性选择离开。

看上去，这好像是一个道德问题，似乎只要参与社会劳动的一方“更有良心”，事情就不会发生。但细想，把关系建立在交换价值之上，这是大概率要面临的结构性危机。

三、双重标准之——我用尺子量你，却希望你拥抱我

在对方身上，我精确计算着每一条标准的达成情况。第一次见家长，我在心里默默给对方的家庭氛围打分；聊到职业规划，我会评估对方这份工作的天花板在哪里、十年后的收入曲线是怎样的；甚至连对方表达情绪的方式，我也会衡量是否足够“成熟”、足够“体面”。

但面对自己时，我希望被看到的是“本来的样子”——我希望对方能包容我偶尔的坏脾气，理解我事业低谷时的沉默，接纳我那些尚未被市场验证的野心。

当对方也尝试用同样的尺度来衡量我时，比如问到“你以后打算怎么发展”，我立刻感到被冒犯，觉得对方势利、现实，仿佛他关心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未来的“价值曲线”。我会感到愤怒和受伤，觉得对方势利、现实。

这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主体，把对方当作客体。我索取的是无条件的接纳，给出的却是有条件的审视。

这种不对称，会在无数个生活细节中慢慢显现出来。而被物化的那一方，会在无数个这样的瞬间里，逐渐确认一个事实：自己从未被当作完整的人来对待。

四、双重标准之——两种语言，无法对话

与前一种情况不同的是，还有另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一方始终遵循交换价值的逻辑，关注的是条件是否匹配、未来是否有保障、这段关系是否“划算”；而另一方只关注情感本身，关注两个人相处时的模式、对话的深度、三观契合程度等。

这两种人或许会因为一次偶然的“误解”而走到一起。交换价值主导的一方，以为对方的温柔体贴是一种实在的使用功能，感受导向的一方以为对方对条件的关注是“认真对待这段关系”的证明。

当关系走进日常生活之后，双方都惊讶地发现，对方在自己面前说着一种“听不懂”的语言。

关注交换价值的一方开始显得急切而傲慢。或许会不自觉地催促对方上进，觉得自己是在为对方着想，是“对关系负责”。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对方总在谈论一些虚无缥缈的感受，却不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他的角色越来越像一个项目经理，审视着进度，评估着投入产出比。

而注重感受的一方，表面显得平和，内心却在持续内耗。每一次被催促和要求，他都觉得自己的情感正在被换算成一种商品。

他试图解释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拥抱，是一段不急不忙的散步，是一句“你今天过得还好吗”这样简单的问候。但对方听完，却表示不解：“这能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

不幸地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因为他们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一个人活在商品世界的逻辑里，认为一切都有对等的价值交换；另一个人则渴望一种超越价值交换的关系，那里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只需要彼此都把对方看作目的本身，而不是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

这种分歧不是靠沟通可以弥合的，因为连“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前提，双方都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双方都感到孤独：一个人觉得对方不切实际，另一个人觉得对方从未真正看见过自己。

五、不婚主义者在拒绝什么

聊到这里，也许能弄明白文章开头的两拨人，具体在争论什么了。

由此可见，不婚主义者们所拒绝的，并不是爱情和婚姻本身，而是拒绝走入那种被异化的关系之中。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不必把自己和对方都当成“商品”来对待的关系。

人如果一直在用一套外部的、他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够不够好，够不够格，有没有被认可。那么无论选择结婚还是不婚，都无法摆脱被异化的困境。

那么，我将如何看待自己？又该如何看待他人？

我的价值，不需要经由任何外部体系来认证。我在劳动中确认自己的力量，在创造中表达自己的存在，在与他人真实的联结中感受生命的厚度——这些本身就是意义。

当我能够这样看待自己时，我自然也能同样看伴侣。我不需要他成为什么，正如我终于允许自己不必成为什么。

不需要通过婚恋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也不需要通过拒绝婚恋来证明自己的独特。

并且，无论身处何种关系，都不再把自己交出去让别人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