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现当代文学专业读书的时候，也会听到对萧红两次怀着上一个男人的孩子而嫁下一个男人这种行为不解的言论。
毕业之后两三年，更是听到有人用时髦词“恋爱脑”来贬称萧红。我总要为她口头上分辨几句，寥寥几句倒也不是只为了萧红的名誉之争，只是觉得到了21世纪人们对女性仍是如此苛责，全然不顾女性所面对的生存处境到底如何。
萧红曾对友人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今早刷到一个帖子，帖主对萧红说的这句话有感而发，认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过的多么卑微”。帖子下面看到有人评论：“她的一生过得稀烂。”互联网时代的人说话极少斟酌字词，会觉得在这样自由的空间里应该不受束缚，想说什么说什么。
可是，语言是有力量的，即使萧红已不在世快一个世纪了，我仍然不能忍受有人用“稀烂”这个词辱没她。
我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意气又涌上心头。
我为萧红评论道：“她在20-30岁这十年贫病交加中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这些有份量的作品，请问这叫什么稀烂？明明是很有价值但过早夭折的人生。普通人尚且有几段失败的感情和婚姻，怎么那么苛责上个世纪战乱中从旧家庭中逃出来的女子！”
我写下这条评论收获了一些点赞，却未因此而开心。从纷杂的评论中发现，萧红生前及死后几十年，不少人并不把女性的生存问题当作很紧要的问题，总是站在虚无的高空中用道德放大镜审视女性，把她作为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简单归为一个女人在恋爱上的不幸。
我想说，萧红不是恋爱脑，她面对的是人的生存问题与发展问题。
一、萧红坎坷的人生经历
当下的时代已经进步到部分人可以用“原生家庭”这个词去审视家庭内部问题了，审视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为了永久占据家长权威，而不懂得平等尊重待人的人与这个词天然隔绝。
萧红的原生家庭是冰冷的充满憎恶的。
萧红出生于1911年的哈尔滨呼兰区一个乡下小地主家庭，父亲如同千千万万的封建大家长一样专横无情。在散文《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中直接写道：“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是无情。”
萧红的母亲是位传统妇人，在她八岁时去世，在散文《感情的碎片》里她说：“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母女关系上同样存在情感的缺失。母亲去世后有了继母，继母对待萧红是冷淡而经常指桑骂槐的。
接触过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人会明白，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中，作为长女的萧红，在家庭中不受重视，甚至让她感受到冰冷可怕，这种环境让她产生了不被公平对待、不被看见的“无价值感”。她日后的逃离与写作都是反抗命运的补偿方式。
家中唯一给予爱与温暖的人是萧红的祖父，老人仁慈温和，让萧红“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永久的憧憬与追求》）
不幸的是祖父在她18岁时（1929年）去世了，萧红失去了与家中唯一的情感联结。这也是萧红19时（1930年）逃出原生家庭的原因之一。
有些人会把萧红逃出封建旧家庭解读成爱恋在北京上学的表哥而私奔。萧红在表哥身上或许有一些情感寄托，但她逃出旧家庭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父亲位她包办的婚姻，在散文《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及其他作品都能找到相关描写。
萧红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年代，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她渴望读书，渴望自由，父亲要把她许配给官僚地主的儿子，按回“巩固家业的联姻”的传统位置，日后只能“为人妻，为人母”，永久束缚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中，永久失去在公共领域找到自我价值的机会，那她只能做出新时代“出走的娜拉”一样的选择——逃离原生家庭。她逃出后也是去往北京寻求上学的机会，并不是只是所谓的投奔爱情。
她的第一次出逃，意义重大，这是一个渴望尊严与自由的女性，敢于踏出家门反抗封建父权，寻求自我救赎。
只是生存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活着哪有容易的！21世纪的女性要想自给自足地存活着，长时期地供养自己稳定的衣食住行、维护身体健康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是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萧红在家中处境艰难，至少不会吃不上饭，逃出家庭红便要独自面对如何吃上饭，如何活着这样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了。
散文《过夜》描写了萧红在哈尔滨走投无路、几乎流落街头的悲惨的一夜。她说：“我就像睡在马路上一样，孤独并且无所凭据。”散文《初冬》里与弟弟相遇，弟弟看她瘦了快要生病的样子一直劝她回家，称她为“女浪人”，萧红仍旧坚持“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她还珍惜弟弟微温了她的一个时刻。
去北京投奔表哥之后没有钱也没能实现继续上学，本有家室的表哥在家庭压力和贫困面前迅速妥协，抛下萧红回哈尔滨了。在北京的萧红举目无亲，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京。研究萧红的学者给萧红与汪恩甲的关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认为二人之间有些情分在的。走投无路的萧红与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两人欠下400多元食宿费，这段关系的结果是汪恩甲说回家取钱就此失踪，怀了孕的萧红被店主扣住还债。
从这两段关系就可以看出，逃出原生家庭，经济未独立，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萧红在处理情感关系时总是被动的被抛弃的，她的生存问题也容易掩盖在情感问题之下使人看不到本质。她的生存问题会在成为职业作家后有所改善。
萧红被困东兴顺旅馆向《国际协报》写求救信，遇到了仗义的萧军，哈尔滨发大水，萧军与朋友将萧红救出，二人开始在商市街同居。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在极度贫困和焦虑中的分娩，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直到她31岁病逝香港，她的身体一直处于虚弱不健康的状态。
这段生活记录在散文集《商市街》里。她在《商市街》中真实记录过那种饿得肚子痛、啃干硬面包的饥饿感受，这时的生活可谓极端贫困。萧红是把女性贫困写到淋漓尽致的作家，对饥饿感官化、身体化、已经危及生存与人的尊严的描写未在同时代女作家中看见。同时代女作家不曾有人像她这样长时期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即使书写饥饿也不从个人体验出发，或旁观、或结构、或群体性叙事，不触及个人的生存体验。
1935年萧红和萧军来到了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了《生死场》，这是一部让她一举成名的作品。上海时期的萧红稿费收入能够支撑她的生活了，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
解决了生存问题的萧红为何又在1938年与萧军分手，怀着孕嫁给端木蕻良呢？个人情感纠纷后世外人无法全知缘由，根据萧红书信、史料、友人回忆等信息，可以知道一些裂痕的产生，其中包含萧军出轨、性格差异、家暴、写作理念上的分歧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萧军曾嘲讽她写“生活琐事”，然而萧红的作品广受好评，这种精神上的不再同频与不平衡是分离的一大关键。萧红说做萧军的妻子太痛苦了！
萧军晚年反思这段关系时写道：“精神上是摧残的，感情上是伤害的，人格上是被污蔑的，肉体上是被伤毁的！.......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也全是使她的身体落到如此地步的种种根源！”（《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端木蕻良则不同，同为作家的端木蕻良尊敬萧红，大胆赞美她的作品超过萧军，才华被萧军轻视，情感被萧军伤害，她选择了维持自己的精神独立，坚持自己的写作道路，萧红最后选择跟端木蕻良结合本就合情合理。
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的四年，正是她创作的鼎盛期，《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相继问世。
后世对端木蕻良在战乱期间两次离开萧红多有争议，萧红的朋友们也认为端木蕻良没有照顾好她。1980年当美国学者葛浩文访问端木蕻良，问及萧红最后的时光，他先是哽咽，随即失声痛哭。其中情由外人同样不可全知，战乱时期人人多有不得已。
争论表哥、未婚夫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是不是好男人，萧红与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哪些地方伤害了萧红，这些都意义不大，我想说的是透过萧红一次又一次的情感选择，可以看见她在解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用当下时髦词来说那就是“主体性”很强。她的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却一直与命运抗争，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洛神。
二、萧红书写的女性生存问题
萧红的主体性还体现在忠于自我感受和人生经验，坚持书写女性命运。
萧红笔下的女性书写几乎都是皱着眉头看完的，全是不幸。
有的是像王阿嫂（《王阿嫂的死》）这样的底层农妇，丈夫被地主烧死，怀孕七个月被强迫劳作，因劳累和惊吓而死。王阿嫂这样的女性处于被剥削、被践踏最严重的位置。
有的是像小团圆媳妇（《呼兰河传》）这样被人的固执、旧有的观念杀死的女性。小团圆媳妇才12岁就被婆家买去做童养媳，刚来时健康活泼爱笑，就像蒲松龄笔下的灵动少女婴宁。婆家四处说她“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什么是“太大方”了？婆婆及村民那样固守传统的人见不得这样有生命力的人，憎恶那种生命力，他们想看到沉默不语、乖顺听话、没有自己主体性的人，也即父权制度下女性该有的样子。婆婆认为的正义之名是“按照规矩办事”，那是女性内部已经内化了的父权规则，女性用父权规则戕害另一女性时表现地更加残酷。婆婆这样的规则执行者不会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小团圆媳妇不表现成那样温顺、低眉顺目，就被婆家不断“规训”：又打又骂，吊起来打，打了又烫，最后死在跳大神的用来烫她的开水中，活活折磨死。婆婆及围观村民固然是愚昧无知的，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杀人。记得有个老师说过，不要觉得婆婆和围观群众是故意想让她死的，在他们的观念里真的是为小团圆媳妇好，是在为她“治病”、“驱邪”。这不正是可怕之处！每个人若都以自己的观念决定他人之事，以“为你好”的正义之名做伤人害人之事，那也是纯然的恶。
从这些人物来看，萧红写的是女性在生存问题上的挣扎，能不能活着是首要问题。在当今时代，许多女性仍然从出生起便要面对自身生存焦虑的问题，各有各的困境，各有各的焦虑。
翠姨（《小城三月》）的处境看上去要比王阿嫂和小团圆媳妇要好，没有饥饿，没有打骂，没有死亡的威胁，还能常去“我”（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描写远房亲戚翠姨的故事）家走动，男女交往不受拘束，参加音乐会、打网球、逛公园等新式活动。结尾翠姨还是死了。翠姨爱慕“我”的堂哥，一个新式青年，这份爱慕没有跟“我”的堂哥告白，在家里张罗订亲时也没有拒绝，在订婚三年后以死亡无声抗议。
小说里“我”的母亲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她不表达出来反而让身体承受了内在情感冲突的重压以至于死亡呢？这就是萧红的深刻之处了。翠姨这种短暂地受了新思潮影响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觉醒了，感受到了新世界美好的一面。可她毕竟生长在小城里，性格内敛压抑，想要的东西不敢争取，对女子行为举止的传统思想规训内化在心，思想完全革新并付出行动、迈开脚步走出去对于她来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从萧红本人的经历就可以知道，走出去之后不是一片坦途，还有更多难关要过。这种内心的渴望与身体无法行动之间的痛苦矛盾折磨死了翠姨。
萧红为何反反复复书写女性生存的痛苦与绝望？她临终前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希望女性的命运能够被看到，被改变。从萧红自身的经历和笔下人物的命运可以看出，女性要想改变命运，不陷在“从来如此”的轮回里，除了思想上、行动上能够“走出去”外，还需要坚实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除了女性自身的努力外，我想还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壤，以及允许女性振翅高飞不做笼中鸟、奴隶的高空。
女性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女性的抗争就是人的抗争。明天也许是要更好的。
